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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單身潮來襲原因是什么？「揭秘」
在電影《BJ 單身日記》中，主人公布里奇特·瓊斯是個32歲剩女，一個平淡多年、有些急不可耐要將自己嫁出去的女人。然而，身邊的男人們說，女人戀愛就是搶凳子的游戲，過了三十歲沒有男友的女孩，就像音樂停了還沒有找到凳子的人，出局了。
在中國，有學者研究發(fā)現(xiàn)，超過一定年齡、還沒有結婚的農(nóng)村男性被認為是異類，不但自己覺得抬不起頭來，還很容易成為被村民們有意無意排斥、隔離的人群，“單身漢到哪，人家都不放心”。
然而單身者，正逐漸成為一個獨立群體，一個社會符號。有媒體報道，國家民政局數(shù)據(jù)顯示，截至2011年，中國大陸有1.8億單身男女。
這一趨勢并非中國大陸獨有。臺灣媒體報道，2012年臺灣15歲以上的單身人口為939萬人，占總人口約42%;日本國立社會保障和人口問題研究所預測，到2030年，日本的終身未婚男性比例將增至30%，而女性則增至23%。
美國紐約大學社會學教授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寫作《單身社會》一書，表明這代表著自嬰兒潮以來最重大的社會變革——我們正在學習單身，并由此帶來了全新的生活方式：“它改變了人們對自身，以及人類最親密的關系的理解;它影響著城市的建造和經(jīng)濟的變革;它甚至改變了人們成長與成年的方式，也同樣改變了人類老去甚至去世的方式。”
結婚與單身，本來都是生活的可選項。然而，在像中國這樣以婚姻為本位的傳統(tǒng)社會里，單身者屬于統(tǒng)計學意義上的絕對少數(shù)群體。他們游離于配偶制度之外，從觀念到制度、從經(jīng)濟到心理，多多少少都面臨著障礙，受到忽視、犧牲或歧視。
種種跡象都說明，擺在單身者面前的，是一條荊棘密布的艱難之路，通向充滿挑戰(zhàn)、前景卻不甚清晰的未來——在這里，單身沒有錯，但是會受到懲罰。
未婚媽媽的煩惱
北京深秋的一天，下著蒙蒙細雨。韋珊為幼兒園放學的女兒戴上帽子，下意識地撫摸著她的頭，心疼地嘆了口氣。稀疏的頭發(fā)，軟軟地耷拉在小腦袋上。發(fā)際線有些高，長度不過額頭。女兒的同班小姐妹，比她小的都一個個扎起辮子了，女兒還不能。
她覺得是自己的錯，“很多非婚生就是連滾帶爬過來的”。作為一位高齡未婚媽媽，她獨自母乳喂養(yǎng)，有時候累到給孩子煮米粉的時間都沒有，更顧不上添加什么別的食材，以致于女兒從小營養(yǎng)不良。個頭、體重、頭發(fā)這些指標，都顯得比同齡孩子要差。
“有時候想起這些事，我就特別恨孩子她爸。”韋珊加重了語氣。那男人不愿意與她結婚，糾纏至今。韋珊快40歲了，眼角已有明顯魚尾紋。因為年紀大，懷孕時醫(yī)生告訴她，如果打掉這一個，這輩子可能就懷不上了。再三思量后，她選擇了留下。
未婚媽媽們很多有類似情況。韋珊認識一位未婚媽媽，她有瘢痕子宮加多發(fā)子宮肌瘤，幾年前做過一次肌瘤手術，后又復發(fā)。懷上第一個孩子后一直保胎至剖腹產(chǎn)，產(chǎn)后醫(yī)生說，今后她已經(jīng)不能再做這類手術。這意味著，這位母親只可能有這一個孩子。
韋珊的女兒快3歲了，仍然是“黑戶”。在中國現(xiàn)行計生政策下，生孩子必須持有準生證(即計劃生育服務證)，而獲得準生證的一個前提是有結婚證。因此，非婚生育不符合國家計生規(guī)定，屬于違規(guī)生育。
超出國家規(guī)定生育子女的，應當繳納社會撫養(yǎng)費。像韋珊這樣，哪怕是第一胎，未婚生育也要被收費。這是一筆數(shù)額不小的罰款，通常與各地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掛鉤，各地標準并不一樣。
韋珊戶籍在北京市朝陽區(qū)。2013年，她準備好了繳納罰款，不料數(shù)額超出預想。當年北京市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321元，韋珊被社區(qū)計生委告知，她需要繳納6倍罰款即24萬元，“這明明是我的第一個孩子，為什么要6倍征收?”
《北京市社會撫養(yǎng)費征收管理辦法》確實規(guī)定，對非婚生育第一個子女的當事人，按照1倍征收。然而，韋珊孩子的父親，曾經(jīng)離異并育有一女，韋珊的孩子必須計算成為男方的第二個孩子。如果是第二個子女，則為3至10倍征收。
韋珊孩子的父親戶籍地在江西。江西罰款少些，但是，他們不能在江西繳納。因為上述規(guī)定中還有一條，只要當事人一方具有北京市戶籍，另一方是非北京市戶籍的，由具有北京市戶籍一方當事人的戶籍所在地的區(qū)、縣計劃生育行政部門征收社會撫養(yǎng)費。
焦灼之下，韋珊想到了另一個辦法：報告生父失蹤。然而，她很快發(fā)現(xiàn)，這也是一條幾乎不可能的道路：在北京，繳納社會撫養(yǎng)費的前提是提供生父信息、親子鑒定證明。如果找不到人，需到對方戶籍所在地公安機關開具失蹤證明。
然而，失蹤證明是不可能的——消失的生父們，往往只對未婚媽媽“隱身”，卻和家人保持聯(lián)系。未婚媽媽與生父沒有結婚證，即沒有利害關系，也不可能向法院提請。這意味著，如果男方無法聯(lián)系、或是不愿出面，未婚媽媽們連交社會撫養(yǎng)費的資格都沒有。
孩子的生父，還一度攛掇著韋珊“假結婚”。韋珊懷孕時，他不知從哪里找到一個寧夏籍男子，讓韋珊奔赴寧夏與之領證。他非常滿意這個安排，韋珊意識到風險極大，直到出發(fā)前一刻才拒絕。
“于情、于理、于人性，我沒做錯什么。”韋珊對自己的境遇越來越不滿。如今，對于那24萬元社會撫養(yǎng)費，她和女兒生父僵持不下。如果對方堅持不出，她只能在自己全額墊付后，再去法院起訴。最好的結果，不過是一人一半——她始終糾結，這與雙方的付出相比，差距太大，難以接受。
生育權之辯
2015年7月，徐靜蕾對媒體公開了自己在美國冷凍卵子的事，引發(fā)熱議。8月，央視新聞報道稱我國單身女性不能使用冷凍卵子生育，徐靜蕾轉發(fā)微博并表示，“有一種生物叫：#我國單身女性#。”之后，作家韓寒也轉發(fā)微博表示反對，“生育必須要和找個男人結婚捆綁嗎?”
早在2002年9月，吉林省通過《吉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其中第三十條第二款規(guī)定：“達到法定婚齡決定不再結婚并無子女的婦女，可以采取合法的醫(yī)學輔助生育技術手段生育一個子女。”
這在全國的地方立法中尚屬首次。它將生育權的主體擴展到單身女性，沖擊了基于婚姻關系而享有生育權的傳統(tǒng)觀念。條例一出，舉國爭議。支持者稱，此舉是生育權理論的一大進步;反對者表示，它將引發(fā)眾多問題，比如，萬一獨身媽媽意外死亡，幼子將由誰撫養(yǎng)?
《中國新聞周刊》就此向吉林省衛(wèi)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發(fā)出采訪申請，至截稿時止，尚未得到答復。
事實上，吉林省通過條例的2個月后，國家計生委副主任趙炳禮公開表態(tài)：雖然單身女子也有生育的權利，但不宜通過法律法規(guī)的形式對此加以規(guī)定。2003年6月，國家衛(wèi)生部公布了新修訂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guī)范》，明確規(guī)定“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guī)和條例規(guī)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再次堵上了獨身生育的大門。
在此規(guī)定下，單身女性冷凍卵子也不可行。“凍卵”屬于輔助生殖技術范疇，必須是持有“三證”，即結婚證、身份證、準生證，且患有不孕不育癥的夫婦才可以接受輔助生殖技術診療。有的醫(yī)院，允許單身女性冷凍卵子，但在使用冷凍卵子時必須提供三證。
“在人類平等的意義上，任何一個人，不管是已婚者還是單身未婚者似乎都應該享有生育、養(yǎng)育后代的權利。”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博導王桂新教授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
他說，在歐美、日韓等一些發(fā)達國家，不婚、不育者的數(shù)量在增多，特別是在高學歷人口中不婚、不育者占有相對更高的比例。這種現(xiàn)象已加劇了這些國家的少子老齡化甚至已導致其人口減少。所以，在這些國家，“單身生育權”是被要求行使的基本權利。有些國家甚至提倡不管是已婚還是單身，只要有生育行為就行。
在英國，未婚母親可以很容易地在公共服務部申請到政府補助。除了物品、食品和醫(yī)療援助以外，英國政府還直接向未婚母親發(fā)放救助金，幾乎可以滿足母親和孩子的全部生活需求。在美國，未婚媽媽的幫助項目還包括房屋補貼，提供住房券幫助那些即將失去住所的未婚母親。
然而，這些并不適用于中國國情。王桂新教授同時表示：“我個人認為，就我國目前發(fā)展階段，單身生育權或生育權與婚姻分離問題可以在理論上做些探討，但實踐上還不宜大面積提倡。”
在他看來，傳統(tǒng)意義上的生育一般應以結婚為前提。傳統(tǒng)觀念上，如果一個未婚女性生育孩子，大家都會覺得怪怪的，甚至認為這位未婚女性有男女關系不檢點等品質問題。從這一意義上說，“單身生育權”這個提法不太合適。
事實上，在中國當下社會，不僅缺乏對未婚媽媽的支持系統(tǒng)，甚至還會剝奪其部分權利，比如，本應由生育保險支付的檢查費、手術費、住院費、接生費、藥費等費用無法報銷，想要休帶薪產(chǎn)假也需要提供準生證，只能被迫辭職。
2011年8月，一位讀者向某雜志去信稱，自己在公司組織的一次體檢中被查出懷孕，因尚未結婚，她多次向公司承認錯誤，表示愿意做好善后處理工作，不會影響工作，但公司還是以違反了計劃生育政策為由，解除了與她的勞動關系。
隱藏的阻礙
每年八月十五中秋節(jié)，北京男人王宇所在的某國家部委，都要請單身青年們吃一頓飯。飯桌上，領導以熱情且同情的語氣表示，要過節(jié)了，沒人照顧你們，代表局里、代表局長書記，讓你們感受到大家庭的溫暖云云。
這頓單身宴，王宇吃了十幾年。年紀越大，越吃越不是滋味。他常被要求致祝酒辭、現(xiàn)身說法，從“正面角度”督促。直到最近兩年，國家收緊公務消費，這慣例才被取消。
他今年43歲了，眉眼間略顯年輕。工作之余，他每天練習一小時毛筆字，周末打場排球。今年計劃看60本書，已經(jīng)快要完成目標。閑暇時和朋友們聚會，喝點小酒。在他看來，單身生活豐富而自由，并不需要“慰問”。
然而，他的婚姻問題，卻是局里的“思想政治工作重點”。每年，局里報送業(yè)務工作計劃和思想政治工作計劃，后者包括年輕職工的婚戀問題、解決困難職工生活問題、等等。曾有一位領導在會上開玩笑，今年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一大任務，就是幫王宇找個對象。
“在中國，像我們這樣傳統(tǒng)的國家機關，領導風格還是家長式的。從內(nèi)心來說，他們認為單身是一個隱患、一個不安定分子，是領導管理無能、工作不到位的表現(xiàn)，是一種復雜的心態(tài)。”王宇說。
一位直屬領導曾幫他介紹三四次相親。第一次不成，領導還笑著說沒事，再給你找個好的。再不成功，領導的態(tài)度越來越冷、臉色越來越難看——這位領導既熱心又有些執(zhí)拗，以前遇上冷天出門，他常常堅持要王宇多穿一件外套，不穿還會生氣。
在中國社科院社會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院院長李漢林看來，“在計劃經(jīng)濟年代，國家?guī)缀醢阉械膫�人都納入單位之中。而單位組織在其內(nèi)部成員面前扮演著父母官的角色，它將各種社會功能集于一身，并盡可能地為成員提供多樣的服務，自覺或不自覺間逐步演變成功能多元化的綜合體。”
去年底，局里小范圍開會討論干部任用，有人建議將王宇調至某個空缺的正處長職位，一位直屬領導表示反對，“還沒結婚呢，干啥呢。”此事便不了了之。與會的一位同事將此事告知王宇，催促他，“你趕緊解決吧。不解決，領導對你有看法、有想法，不好辦。”
“結婚不是加分的條件，但單身，很可能是阻礙你的由頭。”王宇已經(jīng)意識到這一點，“單身只是導火索，是一個人價值觀、人生觀的體現(xiàn)。領導可能會認為你缺少大局觀、缺少集體意識，或者干脆不求上進，肯定會在心中留下陰影。”
他們單位有著“單身不外派”的潛規(guī)則，大意是擔心單身者不負責任、不被信任。不過，離異的則沒有關系。1995年參加工作時，單位還有福利分房，但單身者只有35歲以上才有資格申請，結婚者沒有年齡限制。為此，王宇等了10年。
前些年，單位每年組織一次休假，允許帶家屬。有兩次，王宇也報了名，最后卻被刷掉了。一般是政治處領導給他電話，“人挺多的，別人都是帶家屬。你就一個人，這次能不能犧牲一下?以后還有機會。”
王宇認為，婚姻問題是個人隱私，單位不應干涉;但在眼下，單位的封閉與頑固很難松動——他的一位年輕未婚同事曾因帶女孩回宿舍，被領導約談教育，要求他“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婚戀觀，以引領社會風尚”。
政策限制
待在上海的9個年頭里，女孩林詠換過6套出租房了。最頻繁的一年，她搬了三次家，叫苦不迭。然而，她沒有上海戶口且沒有結婚，被排斥在購房人群之外。在政策松動之前，單身的她是注定不能在上海擁有一個穩(wěn)定的家了。
2010年10月，上海樓市止跌回升時，上海公布了“滬十二條”以遏制房價，宣布自意見發(fā)布之日起，暫定本市及外省市居民家庭(含夫妻雙方及未成年子女)只能在本市新購一套商品住房(含二手存量住房)。這意味著，外省市單身人士沒有資格在上海買房。
林詠是從新聞上看到的，默默地在心里罵了句臟話。那之前，她已經(jīng)看過三四十套房子了，“那時候看房比較瘋狂。一堆人跟著中介看，有人當場拍板買下，其他人只能離開”。她沒有及時買下，不料就此失去資格。
居住上海的網(wǎng)絡紅人“二月丫頭”，曾發(fā)起“外地單身反限購聯(lián)盟”，“征集10位有相同遭遇，或者同樣反對上海滬籍歧視限購令的MM，一起去線下與上海市房管局約架、理論”，稱“我們支持調控房價，但我們反對地域歧視!政府強行逼婚，不婚主義者和齊天大剩何去何從?”
她約了幾位同伴去房管局，但工作人員的答復非常堅定，稱“政策就是這樣”。
在不少城市，經(jīng)濟適用房的申請資格也將單身排除在外。2007年，廣州明確了經(jīng)濟適用房申購對象要以家庭為主，單身人士不能購買經(jīng)濟適用房。據(jù)稱，這樣是為了避免一對夫妻利用離婚購得兩套住房。對于30歲以上的大齡單身住房困難人士，將通過廉租房制度提供保障。
有媒體曾報道，一位36歲的北京戶籍男人，為了等經(jīng)濟適用房而選擇不結婚。北京市規(guī)定，購買經(jīng)濟適用住房的1人戶家庭年收入須在22700元及以下，2人戶家庭年收入須在36300元及以下，減去他的年收入之后，“如果找了一個月收入超過1200元的老婆，經(jīng)適房就沒了。”
為了買房，有中介給林詠支招，只要出錢，他們就能幫忙辦個結婚證。林詠拒絕了。她不明白，為什么人們寧可大方接受假結婚、假離婚這類欺瞞——曾有人為她介紹相親，說對方是多拿拆遷款而假結婚過一次的，卻不能容納真實生活的單身者。
“政府可以限定單身購房的條件，如年齡多少歲以上、居住多少年以上，如果發(fā)現(xiàn)離婚騙房，可以收回房屋等等辦法，但是一刀切的懶政思維，實在讓人難以接受。”林詠說，“政府部門似乎自然而然地以為，沒有結婚就不需要房子，單身者購房不是剛需，是可以被犧牲和忽視掉的一群人。”
事實上，“家庭是社會最基本的單位”這一說法已深入人心。“中國既沒有不婚文化，也沒有不育文化，中國女性基本上是普婚普育的。”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楊菊華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因此，國家政策的制定，往往天然以家庭為單位考量。
然而，“家庭視角僅僅是政策制定的一個視角而已，并非唯一視角。在‘以個人為單位的社會’到來的今天，家庭生活只是一種生活方式”，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張亮曾撰文表示。
在他看來，社會變遷導致了家庭形式的變化，家庭視角存在一定的風險與漏洞。比如，各地為獲取低保補助金、動拆遷款而出現(xiàn)的群體性離婚事件，都反映出把家庭作為政策設計的單位可能反而會破壞家庭，或是有違社會公平。
中國婦女報《農(nóng)家女》雜志記者高富強，關注女性權益多年。他在多次探訪中發(fā)現(xiàn)，中國農(nóng)村婦女沒有娘家村的村民資格，在制度與政策的逼迫下，她們必須嫁給一個具體的男性，才能在丈夫的村莊享受村民待遇。
改革開放初期，農(nóng)村土地承包到戶，女孩子被認為是要嫁出去的，通常分不到土地，也不能在本村申請到蓋房子的宅基地;再到后來，征地補償與人口安置，依舊把土生土長的本村女孩子排斥在外。如果她選擇不結婚，或是因各種原因離婚，那么，她這輩子就沒有村民資格(或村民資格不完全)，一切國家政策帶來的惠澤都將與她們無關。
“只虐單身狗”
據(jù)第六次人口普查數(shù)據(jù)顯示，30歲及以上女性人口中，有2.47%未婚;而此前第五次人口普查數(shù)據(jù)中，僅有0.92%未婚。10年間，這一比例增加了近2倍。
大城市單身者如今正逐漸成為一個獨特的社會群體，其中以“剩女”居多。“剩女”是教育部 2007 年公布的 171 個漢語新詞之一，官方釋義為：現(xiàn)代都市女性，絕大部分擁有高學歷、高收入、高智商。然而，沒有婚姻。
秋實只有27歲，卻在一個中部省份地級市成為旁人眼中的“剩女”。母親的逼婚已經(jīng)上升到讓她“死得瞑目”的嚴重程度。為此，她轉戰(zhàn)另一個城市，搬到公司單身宿舍，很少回家，“單身問題，直接導致我的家庭關系不和睦。”
在家里，她每說一句話都要小心斟酌，一定避免三句后能繞得到結婚的話題。比如，如果看電視，隨口感嘆這個男人好帥啊。媽媽便會接話，就盯著帥的人，現(xiàn)實生活中怎么能找到呢，這就是你不能結婚的原因!
她請媽媽出去旅游。媽媽會拒絕，理由是，萬一出了點什么事，以后說家里有一個癱了的，誰還肯要你?
一位婦產(chǎn)科的醫(yī)生朋友勸她，如果一輩子獨居，老了去醫(yī)院，醫(yī)院都不敢收。朋友說，按照規(guī)章制度，自己簽字是可以手術的;但是約定俗成，如果沒有親屬陪同就不收治，以沒有病床等其他理由搪塞過去。原因是，一旦出現(xiàn)醫(yī)療事故，很難解決。
老了想進養(yǎng)老院，必須有子女或監(jiān)護人、擔保人簽字。經(jīng)營性墓地最長只能收費20年，到時如果沒有子女幫忙續(xù)費，墓地按無主墓穴處理，骨灰將被拋灑或深埋。一位網(wǎng)友因此評論：“原來以為獨身最大敵人只是父母，這樣看來，最大敵人其實是國家啊!”
盡管秋實年紀還小，她已經(jīng)感受到種種“只虐單身狗”的不便。比如，她想獨自一人報團旅游，但旅行團是以兩人為基準接待，一個人報名需要補交單房差。出國辦簽證時，旅行社告訴她，如果是單身無陪同，被拒簽的可能性非常高。
公司總是讓她在節(jié)假日加班，理由是沒結婚，沒什么要緊的事。遇上公司組織體檢，單身女性都沒有婦科檢查這個項目——“人們默認單身就沒有性生活”。
曾經(jīng)的大學老師告訴她，“女生考完研，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找個好對象，趕緊占住一個，要不然等你們考博的時候，就徹底沒人要了，我們路過女博士宿舍樓，都是躲著走。”……如此種種，讓秋實不禁感慨：“作為一個中國內(nèi)陸大齡單身不思婚育文藝女青年，這個世界對我們所投射的滿滿的惡意，從未停止”�！�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韋珊、王宇、林詠、秋實為化名)
一個人的經(jīng)濟社會
♀在日本，單身服務業(yè)發(fā)展較早。因單身人群多居住在單人公寓、壁櫥狹小，東京街頭洗衣店推出了衣物保管服務，顧客只要支付同洗衣等額的費用就可以享受最長7個月的保管服務。
一些專為單獨食客服務的日本餐廳，提供可愛的毛絨玩具陪吃。7.11便利店連鎖集團推出家政服務，為單身人群提供家庭廚房、浴室、床上用品的清潔洗滌服務。2014年，家居用品零售商“無印良品”推出一套“小號”廚房用品，包括小號烤箱、煮飯器、電水壺和榨汁機。
日本一家公司可以提供名為“單身婚禮”的新式服務，客戶在兩天時間里穿上結婚禮服，精心化妝并選擇花束。如果愿意，客戶甚至可選擇一名男性陪同她們拍照。
♂在韓國，未婚女性可獨自前往攝影工作室拍攝婚紗照。一些電器公司宣稱將重點放在單人家庭，推出小容量洗衣機、機器人真空吸塵器及便攜式電視機等;2013年，包裝的、即食的、單人份為主的食品，銷售額明顯增加。不過，韓國新稅制規(guī)定，未婚的高收入單身職場人繳納稅金數(shù)額上漲，比結婚人士實際繳納更多的個人所得稅，被調侃為變相的“單身稅”。
♀在臺灣，有餐廳推出一人份的佛跳墻、獨享Pizza，便利店里有單賣一根的香蕉。街上可買到迷你空氣清凈機、小包裝米、適合一人用的煮飯小陶鍋等。
♂2010年2月，挪威游輪公司宣布，將在加勒比航線的游輪上增加128間單人房，不再需要支付兩人費用。美國圣摩尼卡的一家酒店推出了一個“獨自在城市旅行”的方案，包括許多如何獨自一人游覽城市的建議。
♀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市，有一個名為“一起擁抱人生旅程”的七層樓住宅項目，專為40歲以上、沒有子女、有興趣下半生一起體驗獨居生活的人們所設立。樓里的公共空間包括餐廳、開放式廚房、電腦房、洗衣房、編織區(qū)、木工室等。每周六，每個居民都必須協(xié)助做飯和打掃衛(wèi)生。
中國四次單身潮
♀第一次是在20世紀50年代，受首部《婚姻法》影響所致;
♂第二次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知青為了返城紛紛離婚，引發(fā)了單身潮的出現(xiàn);
♀第三次是在20世紀90年代，改革開放引發(fā)傳統(tǒng)家庭觀念的轉變，第三次單身浪潮來臨;
♂到了20世紀末，隨著經(jīng)濟的飛速發(fā)展和女性自主意識的提升，第四次單身浪潮逐漸顯現(xiàn)。特征是，主動選擇單身的“單女”明顯增多，而且還帶動了“單身經(jīng)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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