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口述自傳讀后感

　　胡適口述自傳是唐德剛根據(jù)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歷史學部所公布的胡適口述回憶十六次正式錄音的英文稿，和唐德剛所保存并經(jīng)過胡氏手訂的殘稿對照參考綜合譯出的，下面就是小編整理的胡適口述自傳讀后感，一起來看一下吧。

　　胡適口述自傳讀后感篇一

　　《胡適口述自傳》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個項目，叫作口述歷史的成果。原來由胡適先生口述，唐德剛先生整理，以英文出版。唐先生后來又將其譯為中文，并加以注釋。

　　所以，提到這本書，那就不能不提到唐德剛先生為本書的注釋。唐德剛先生的注釋很精彩，甚至有些“喧賓奪主”的意思。唐德剛先生對胡適先生的這些評注還算是中肯的，而之所以眾多讀者更推崇唐先生的注釋，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

　　胡適口述傳記的讀者和唐注釋的讀者不同.胡適想要告訴的是美國人,而唐想要告訴的是中國人,這一預(yù)設(shè)前提的不同,決定了不同讀者對兩部分的不同態(tài)度.我們都是中文讀者,當然更喜歡唐的行文了. 評述自己和談?wù)撍�人之間有很大的區(qū)別.胡適談到自己的時候,從本能上來說,都有一種潛意識的維護、遮掩、甚至是美化的心理,讓有窺視欲的人、讓對名人的一般言行有初步了解的人,都覺得有些不過癮。或者也許是一種身在廬山中的視角限制。而作為唐,談?wù)搫e人之事,那就要放松得多,而且,視野也更寬闊一些,這也就自然顯得是更加有趣了。

　　我也喜歡唐德剛先生的評注，語言風趣，觀點辛辣，絲毫沒有因為胡適是恩師的原因就大加贊賞，阿諛奉承的意思。對很多胡適先生的觀點和想法都給出了自己的意見，對胡適的理論有前后矛盾的地方，也毫不留情的點評了出來。這才是學者應(yīng)有的治學態(tài)度。

　　書里的'胡適，是一位娓娓道來的學者，一個有些固執(zhí)但卻十分可愛的老頭。從唐德剛先生的記述中，胡老先生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就如同這個善良的，喜歡同人爭辯，但又及其怕事的溫軟書生坐在你對面的搖椅上，慢悠悠的說：“我年輕的時候……”讀完《胡適口述自傳》，我發(fā)現(xiàn)，可以通過閱讀某個人的一生，來了解他所處的那個時代。

　　胡適先生的口述其實有些斷斷續(xù)續(xù)，嘮嘮叨叨，不過，這就更符合一個老爺爺口述的特點，本書倒因為此顯得真實和合理。書中的主線是從胡適先生的個人經(jīng)歷出發(fā)的，故鄉(xiāng)和父親、初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他的恩師杜威、中國的文藝復(fù)習、五四運動和他晚年總結(jié)的他這一生的研究成果。

　　胡老先生也改不了大多數(shù)上了年紀的人的習慣——對年輕人諄諄教誨。他說，年輕人對他們自己的學習前途的選擇，千萬不要以社會時尚或社會國家之需要為標準。他們應(yīng)該以他們自己的興趣和秉賦，作為選科的標準才是正確的。可能是在海外的留學經(jīng)歷，造就了胡適先生以人為本，從人的角度思考問題的方式，將人的自身價值放在更高的位置，而不是社會的需求，這一點和我們的政黨所提倡的格格不入。

　　我們總是眼里容不得沙子，不愿意聽到不同的聲音。真正的文明，應(yīng)是伴隨著客觀評價和主觀關(guān)懷而來的。在胡適的晚年，被迫遠離家鄉(xiāng)，出走臺灣，這里包含著多少的無奈和憂傷。一九五四年，我們的政黨因為胡適評價五四運動的態(tài)度開始對這位老先生進行攻擊，所謂“批判胡適思想的毒瘤”。

　　 真正的名家是禁得住時間的考驗的，胡適就是這樣一個值得我們尊敬的人，他不應(yīng)該只沉睡在歷史中，新一代的年輕人都應(yīng)該通過這本書走近胡適。

　　胡適口述自傳讀后感篇二

　　之前讀過不少名人的自傳，了解了名人的一生。這本書卻有所不同，是通過第三人的角度去詮釋另一個人，讀來別有一番滋味。書中最令我感興趣的就是胡適先生的政治路途。

　　胡適先生的政治生涯開始于一次次的演講，在演講的期間，胡適先生幾乎跑遍了美國，將安吉爾和杜威二人的“新和平主義”傳播。經(jīng)過各種學生組織的鍛煉，熟練地掌握了西方資本主義的一套會議流程，在今后組織國際性組織和國內(nèi)組織加以應(yīng)用，自成一套民主系統(tǒng)。

　　胡適先生一生主張“新和平主義”，所謂的“新和平主義”在我看來就是不抵抗主義或者是反戰(zhàn)主義。最明顯地體現(xiàn)在對中日戰(zhàn)爭的態(tài)度上。日本在逼迫中國簽訂二十一條的時候，胡適極力反對中國對日宣戰(zhàn)。當然中國對日宣戰(zhàn)的確是拿雞蛋碰石頭，當時的中國還處于清政府的無能領(lǐng)導之中，結(jié)果甲午戰(zhàn)爭，清政府一敗涂地，胡適先生算對了一次。在二戰(zhàn)時期，胡適依然反對中國抗日，原因是中國的經(jīng)歷實力落后、武器硬件實力不夠。但是，八年抗戰(zhàn)，中國戰(zhàn)勝了日本，這次胡適先生算錯了一次。

　　其實無論是算對算錯，都沒有必然聯(lián)系，根源在于胡適先生頑固的思想，一生執(zhí)著地追求著安吉爾和杜威二人的“新和平主義”，這種主義就是反戰(zhàn)，不抵抗。所以胡適對于戰(zhàn)爭都是持反對的態(tài)度，這不禁讓我想到了印度的甘地“非暴力不抵抗”主義。其實這種思想存在局限性，尤其在世界大戰(zhàn)期間，除了日不落的英國在維護自己的地位，法國、德國、日本、意大利等列強都在想辦法擴大自己的版圖，與這些國家談判等于慢性認輸，他們會貪婪地無限之地像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伸出罪惡的爪牙。在二戰(zhàn)時，中國對日宣戰(zhàn)是必然，此時的中國是資本主義政黨主導，與社會主義政黨合作，領(lǐng)導思路先進，兵器設(shè)備雖無法與日軍匹敵，但完全是現(xiàn)代化軍備。關(guān)鍵這一次是全民抗戰(zhàn)，萬眾一心。所以，筆者對于胡適先生一貫追求“新和平主義”不敢茍同，胡適先生缺乏與時俱進的思辨性。

　　為何安吉爾和杜威兩人會提出這種主張，原因在于第一，他二人都是白種人。

　　他們的文化傳統(tǒng)白得像一條被單。他們的思想、觀念，是完全從歐洲白種人的文化傳統(tǒng)出發(fā)的。第二，他二人都是西方擴張主義極盛時代、最富強的帝國主義國家中的上等公民。第三，他們是上述這個社會內(nèi)的“開明分子”、“社會賢達”、高級知識分子，自命為有教無類的大學者、教育家。他們的人品都是極其善良的：奉行基督，反對戰(zhàn)爭，同情弱小，同情得像賈寶玉同情劉姥姥的孫子板兒一樣。第四，他二人就同胡適之先生、張君勱先生一樣，無拳無勇無錢，而又自命不凡，不甘寂寞，專門歡喜“談?wù)�治”的“白面書生”。現(xiàn)在美國的費正清先生等等的社會賢達，還是屬于這一類。而胡適先生的家庭背景也與其相似，家庭出生好，是個完全的白面書生，很容易受到文人政客思想的影響。

　　我讀完后在想，如果當時中國群眾跟隨了胡適先生的“新和平主義”思想，不對日宣戰(zhàn)，那后果又是什么，我現(xiàn)在打的是中文還是日文呢？

　　胡適先生生前一直主張要學會質(zhì)疑，在疑處生疑。那為何他確不以此來要求自己呢？一生的思想都被安吉爾和杜威的“新和平主義”牽著鼻子走。所以，真理需要通過實踐的檢驗，主義同樣需要與實際情況相結(jié)合來看。中國之所以最后能夠取得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除了硬件支持外，思想上的先進性決定了戰(zhàn)爭的勝利。胡適先生固然偉大，但不能稱作是偉人。胡適先生雖參加過新文化運動，但并未給中國民主帶來實質(zhì)性的進程，我指的是民主解放的國民性�？偟膩碚f，胡適先生的思想有一定的先進性，但在中國不合適，思想一定要與實踐結(jié)合，在實踐中去檢驗思想，與時俱進，不斷更新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