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爾赫斯大傳讀書筆記
導語:毫無疑問，博爾赫斯是偉大的，而且他偉大而不沉重。
博爾赫斯大傳讀書筆記一
這本博爾赫斯傳記有三個主題：愛情、政治和文學。在這三個主題上，本書以描述博爾赫斯解決或平衡自己思想上的矛盾對立的過程中探究他的人格、政治立場和文學風格的形成和轉變，對他的作品做出新穎的詮釋。傳記作者埃德溫•威廉森為讀者描述了一位仿佛相處了很久的老友。盡管他再怎么行事前后矛盾、口是心非，再怎么不可思議不合情理，我們也能從他性格深處找到那根不時崩緊的弦。
在最突出的主題“愛情”方面，博爾赫斯的表現比較奇怪。也許是讀了太多史詩的原因，總是把感情看得神圣，他總是把女友看作一個可以寄托靈魂的理想人物，就是說他習慣于美化自己的意中人。連傳記作者埃德溫•威廉森也不僅要懷疑他有沒有能力以恰當的態(tài)度與她們相處。博爾赫斯喜歡的女性都要比他成熟的多，且使他心生崇拜。但偏偏是又是這類人不喜歡終日埋頭書堆的才子，而喜歡那些舉止瀟灑、熱情奔放、熱衷社交的嬉皮詩人。
博爾赫斯與情敵之間的競爭，可以在他那些描寫刀手、惡棍的故事中窺得一斑。這些故事中都有一種女人：行為放蕩、舉止張狂又鐵石心腸的女人。典型的形象就是《玫瑰角的漢子》中那個“盧漢娘們兒”。當有人向她的男友發(fā)起挑戰(zhàn)的時候，她會幫他掏出刀子交到他手里說：“羅森多，我想你用得上它了。”對博爾赫斯來說，這是一種巨大的考驗，而且他也一寫再寫，比如另一篇小說《南方》。
雖然這本傳記是以博爾赫斯一生所有的意中人為敘述節(jié)點——博爾赫斯總是在結束一段感情之后才開啟新感情——但他的堂妹諾拉•朗厄卻是本書的核心人物。她不是博爾赫斯的初戀，但最接近于博爾赫斯的理想中的偉大女性。博爾赫斯的偶像是但丁，諾拉·朗厄之于博爾赫斯就像弗羅倫薩美女比阿特麗齊之于大詩人但丁。當然朗厄持久地“鐵石心腸”帶給博爾赫斯的心靈傷害要比比阿特麗齊之死對但丁的傷害的更大。而且她還嫁給了博爾赫斯的文學上的敵人——先鋒派詩人吉龍鐸。不僅如此，她還在某段時間還與博爾赫斯最憎恨的智利詩人聶魯達過從甚密，這可能也是博爾赫斯極度厭惡聶魯達的原因之一。
博爾赫斯的文學風格被認為是非常前衛(wèi)的，但是他曾吸收了大量的古典學識。前衛(wèi)性在他那里只相當于涂抹于古典思想這塊大蛋糕上一層薄薄的黃油。他實際上是一種很典型的“新古典派”，在這方面，他與王爾德的思想具有強烈的共鳴。他的散文談論最多的是古希臘羅馬的文學，意大利文藝復興文學，英國浪漫派，以及各民族史詩。私底下最吸引他的是猶太人的神秘主義和泛神論哲學家的玄學休系，因而他的文學顯示出深邃而迷人的智性。
很難說塑造博爾赫斯的文學風格的興趣到底是什么，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從中得出一種印象，即所有這些風格要素都是與吉龍鐸的超現實主義和聶魯達民族浪漫主義沒有重合點。這本傳記給讀者留下的印象就是博爾赫斯與他的情敵幾乎處處作對，在文學上與他們終生進行著不屈不撓的競爭，甚至不惜在對手改變立場時自己也隨之而變。這種描述出現在他這本傳記中只能被看作一種猜想，但這種猜想非常有助于理解博爾赫斯。
也許是因為博爾赫斯性格更具被動性，他似乎更擅長對現實做出機敏的反應。作者埃德溫•威廉森采用了一種特殊的寫作策略，即以非常大的比重極細致地描述博爾赫斯所交往的人和遭遇的事件以及時代背景(非常敬業(yè))，這樣就使讀者能夠最大限度地站在博爾赫斯的位置體會他對人和現實的看法。比如這本傳記通過詳細描寫諾拉•朗厄的張狂的舉止和平庸的文學作品，讓我們充分理解到博爾赫斯對她持有的那份“被玷污”的情感：既崇拜又無奈，并且深深鄙視她所迷戀的人。當然，威廉森這種寫法也會有誤導讀者之嫌。
博爾赫斯六十八歲的時候才結婚，新娘是一位寡婦，也是他年青時代的女友艾爾莎•阿斯泰特，但是這段婚姻只維持了不長時間。因為他窮盡一生地尋找文學繆斯，他們之間的精神差距變得不可彌補。但也正在此時，命運之神才給他安排一位最恰當的伴侶，即比他小四十多歲的瑪麗亞•兒玉�，旣悂�•兒玉從內心里崇拜博爾赫斯，熱愛他所取得的文學成就——這里揭示了一種很有啟示性的情感解決模式——她的崇拜恰好與博爾赫斯對永恒女性的崇拜對等。
文學家傳記其實也是文學批評的形式之一，對那些作品有很強自傳性的作家來說更是如此。無疑，博爾赫斯在埃德溫•威廉森筆下就是一位自傳性作家，這個觀點是比較新穎的，之前國際上對博爾赫斯的小說的看法，要么是運用奇妙的幻想對古典作品進行再創(chuàng)造，要么是根據一本并不存在的著作編寫一個奇妙的故事，總之它們是離自傳性最遠的一種文學。但是這本傳記卻要證明博爾赫斯所有的小說都與他的生活息息相關，大部分角色都影射那些給他帶來影響的人(最特殊的是兩個人是阿根廷前總統(tǒng)庇隆和博爾赫斯的母親這兩個“獨裁者”)，他們或化身為某種神秘而邪惡的組織、或者化身為神秘、無面、疤臉的、隱隱中施加影響的“煞星”。埃德溫•威廉森對博爾赫斯的詮釋相當詳細也相當不凡。
博爾赫斯大傳讀書筆記二
在談論博爾赫斯的時候，我們談到什么?是“敘事形式的反叛者”還是“保守政治的攻擊者”?在20世紀的西班牙語文學里，無人能夠與他比肩。除了他以外，大概沒有人能夠寫出迷宮一般復雜又糾結的作品了。我們常常折服于他高妙的文學成就，而又忘了他一生的跌宕起伏。在通常的傳記里，博爾赫斯往往被描述為敢于與黑暗現實作戰(zhàn)的勇士，這恐怕也是作家希望讀者看到的正面形象。英國學者埃德溫•威廉森顯然不愿拾人牙慧，為博爾赫斯加添上無謂的“神圣”光環(huán)。在其著作《博爾赫斯大傳》里，威廉森拋棄了通常的溢美之詞，以平實的語言、翔實的細節(jié)深入博爾赫斯文學背后的真實人生，為我們呈現出一個糾結于歷史與現實之間、徘徊于家族與個人之間的博爾赫斯。
博爾赫斯曾說“所有的文學歸根結底都是自傳性的”，哪怕是傳統(tǒng)意義上與自傳風馬牛不相及的偵探小說。威廉森當然深知文學與生活之間的關聯(lián)。他知道，寫作固然是“自我的完全自白”，卻絕非作家“命運的濃縮”;作家的經歷固然是其創(chuàng)作的“苗床”，但小說不盡是生活的寫真，二者之間難以畫上等號。同時，小說也是奇妙的。它的奇妙在于可以化平庸為神奇，也可以將弱者變?yōu)閺娬�。作品好比是作家手里可以任意擺弄的鏡子，每一次轉動就能折射出不同的鏡像。與筆下好勇斗狠的“玩刀子的好手”相比，作為語言魔術師的博爾赫斯恰恰相反——他軟弱而又順從，不僅全無強悍之相，反倒頗有些“弱者”之姿。
在博爾赫斯看來，偉大的創(chuàng)作家必須與“過去”訣別，以利于新的“創(chuàng)造”。這種“創(chuàng)造”不是為了向“傳統(tǒng)”開炮，碎其骨、革其命，而是為了告別“過去的陰魂”。但要徹底與“過去”決裂談何容易：他可以修改早年的作品，卻難以抹殺自身的血統(tǒng)。博爾赫斯出生于一個雖不富裕卻身世顯赫的古老家庭，從小受制于父母。懷揣文學夢的父親郁郁不得志，希望兒子能夠繼承他的衣缽;擁有貴族血統(tǒng)的母親則希望他重振家族聲威。如此，博爾赫斯搖擺于兩個極端之間，一方是以“失敗者”自居的父親，另一方是強勢的母親，雙方都將自我的意志強加在他身上。多年以后，博爾赫斯回憶起這段往事，總覺得是一種負累。“每一代人都編造出他們自己前輩們的鬼魂，并把一種負罪感傳給下一代，限制了年輕一代的自由。”
因此，為了擺脫上一代的束縛，博爾赫斯在拿起筆的同時，也拿起了假想的武器。從創(chuàng)作之初起，他就以挑戰(zhàn)風車的堂吉訶德為榜樣。像堂吉訶德的長矛一樣，“刀”當仁不讓地成了他筆下再三出現的意象�！赌戏健防锢夏寥巳咏o主人公胡安•達爾曼一把短刀讓他還擊流氓。與此類似的是，小說《夢虎》記錄了博爾赫斯少年時代的一樁軼事。童年時代，正值學齡的他被“拘禁”在家里，以家教代替學校教育。1911年，當他作為超齡兒童出現在小學課堂里的時候，同學的欺負讓他不知所措，父親像老牧人一樣給了他一把短刀，并告訴他“讓他們知道你是個男人”。
想來，“做個男人”的念頭此后一定時時纏繞在博爾赫斯心頭，但要成為真正的男人又是何等艱難的事。當他在現實里遍尋不到想象中的自由，他只有寄希望于愛情，從情人的絮語中找到一段“頗具詩意的純美的時光”。然而，事與愿違的是，愛情只開花不結果。情人來得快、走得也快，“就像一個熱吻一樣，還沒有滋潤對方的唇就立刻感覺不到了”。盡管成年后的博爾赫斯“喜歡把自己扮演成一個不自量力的好色之徒”，但在女友心目中他只不過是“一個拉著媽媽衣角的孩子”。從創(chuàng)作到私生活，強勢而高壽的母親幾乎控制了他大半生，以至于當女友跟他說“拜拜”轉身投入別人懷抱時，這位現實里的弱者甚至想以自殺作為了斷。
雖然威廉森事無巨細地鋪排出博爾赫斯數次失敗的戀情，但《博爾赫斯大傳》畢竟不是“戀愛中的博爾赫斯”。對一個男人來說，屢次失敗的情感經歷當然不是什么光彩體面的事。但對博爾赫斯來說，失戀未嘗不是一件幸事。每一次失敗的愛情都為他造就了一個迷宮，每一個離他而去的女友最后都成了他的“新貝阿特麗切”。如果缺少了這種種失敗的體驗，他文學上的成就勢必大打折扣;如若沒有幾近自殺的絕望，未必會有他筆下那些七拐八彎的小徑。
在家庭與愛情之外，阿根廷的法西斯獨裁同樣也讓博爾赫斯深感不自由。他早年曾將布宜諾斯艾利斯比作一座包容一切的巴別塔，立志從“一個一元化的現實中創(chuàng)造出一個虛幻的城市和空間”。中年以后，他屢次陷入政治的糾葛，又眼見阿根廷政局的混亂，心里的“巴別塔”其實早已倒塌。尤其是在庇隆政府獨裁期間，他更飽受不公正的待遇。出于對被禁錮的痛恨，博爾赫斯又一次拿起想象的武器。如果說，1946年他拒絕擔任庇隆政府任命的“家禽及家兔稽查員”只是反抗的開端，那么，1950年他寫下《書與長城》就可以算是對庇隆政府的正面宣戰(zhàn)了。
文學總有其生長的土壤，好比激進的年代總是盛產讓人熱血沸騰的高歌，浮華年代是靡麗文風的溫床。離開其產生的環(huán)境來單純談論文學，大約只能是一種空話。在博爾赫斯漫長的`一生中，阿根廷社會始終是“混沌”的、扭曲的，前景的不明朗造就了整體的錯位。擺在面前的路很多，但大都像極了分岔又分岔、讓人難以抉擇的迷宮。不難想象這樣的土壤里能生出怎樣的花朵，博爾赫斯筆下那些個“中了魔的花園”不正是一面映照阿根廷“扭曲社會的扭曲的鏡子”嗎?
其實，作家內心的紛擾并不亞于外界的混沌。如果說，卡夫卡的城堡只是外在現實的禁錮，那么博爾赫斯則是內憂與外患交織并存。“他把自己的處境和關押在地牢里的一個人相比，雖然知道怎樣做能獲得自由，但總是不能實現自由。” 因此，我們不難理解博爾赫斯的主人公為何總是受困于迷宮之中，他們和創(chuàng)作者本人一樣都得不到精神上的解脫。但無論如何，他不愿也不會承認自己內心的軟弱。最終，“弱者”博爾赫斯靠文學意淫了一把強者夢。而現實里，不管他承不承認，“刀”還是從他手中掉了下去。
博爾赫斯大傳讀書筆記三
在博迷們的翹首以盼中，上海譯文版《博爾赫斯全集》終于于2015年8月橫空出世，除了對以前出版的博爾赫斯作品的修訂，上海譯文版的《博爾赫斯》全集新增的內容還包括博爾赫斯與他人聯(lián)合創(chuàng)作的幻想小說、偵探小說和文學評論、名作《虛構的動物》等，已經上市的第一輯將共收錄了16部作品，可以預計的是新版《博爾赫斯全集》的推出必將掀起新的博爾赫斯閱讀狂潮。
博爾赫斯取得的文學成就是如此輝煌，以至文學青年們所熟悉的文學大牌幾乎都對博爾赫斯贊譽有加，這其中就有卡爾維諾、馬爾克斯、薩略、帕斯，�？�、桑塔格等，但鮮有人知道博爾赫斯成名前所經歷的灰暗與坎坷，而這也許是解讀博爾赫斯作品的一把鑰匙，也是解讀博爾赫斯成為博爾赫斯的一把鑰匙。
1899年8月24日博爾赫斯誕生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市中心一幢平淡無奇的小平房里，他的父親是位律師兼心理學教師，精通英語，家中有大量藏書，母親也博覽群書，精通英語。良好的家庭氛圍給博爾赫斯的一生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多年后博爾赫斯在他的《自傳隨筆》中寫道：“如果說我一生中的主要事件是什么，我覺得要數我父親的書房了。”
博爾赫斯很小便顯示出過人的文學天賦，八歲時根據《堂吉訶德》用西班牙文寫下了一篇《致命的護眼罩》。九歲時將王爾德的《快樂王子》譯成了西班牙文發(fā)表于《國家報》，譯筆老練，竟被認為出自其父手筆。
1914年，博爾赫斯隨父母遷居歐洲并定居于日內瓦。在歐洲期，博爾赫斯遍讀福樓拜、卡萊爾等歐洲名著，為其日后的文學創(chuàng)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西班牙逗留期間初次接觸極端主義文學流派，并與當地先鋒派作家交往，創(chuàng)辦文學期刊，發(fā)表組詩《紅色的旋律》、短篇小說集《賭徒的紙牌》。“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也在博爾赫斯的文學生涯中造成了巨大的影響，他意識到一名作家必須有很強的政治責任感，一直都堅信革命對于社會進步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事實上，他晚年時又重溫了年輕時在日內瓦的革命熱情，強烈反對軍國主義。
在歐洲期間也是博爾赫斯情竇初開之時，他曾在自己的臥室藏過一本《巴爾干地區(qū)性愛習俗》，19歲的博爾赫斯被父親帶著在一個妓院里進行“成人儀式”，“初夜”的受挫使他一生對性充滿了恐懼，20出頭的博爾赫斯與自己的文學伙伴經常在妓院里聚會，“一邊高談闊論，一邊撫摸著面帶笑容、對他們的談論一無所知的姑娘們的酥胸和大腿”并把他曾經迷戀過的一個妓女比喻為“既像一座教堂，也像一只母狗”。20歲左右的博爾赫斯經歷了幾次無疾而終的愛情，嘗到了愛情最初的苦澀，他不知更大的苦澀還埋伏在他的生命必經之路上。
1924年，博爾赫斯隨家人回到布宜諾斯艾利斯，他很快有了自己的文學小圈子并組織出版文學雜志《船首》，由此，博爾赫斯也成為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先鋒派核心人物，但博爾赫斯在文學上的初露鋒芒比不上他與一個女人的相遇對他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這個女人就是諾拉·朗厄。
諾拉·朗厄本是博爾赫斯的高徒并對博爾赫斯愛慕有加，但另外一個男人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切，這個男人便是奧利維里奧·吉龍鐸，此時的吉龍鐸已經是文學界的大人物，與他相比，博爾赫斯只能算是無名小輩，諾拉·朗厄很快被這個男人迷住了：“奧利維里奧充滿活力，充滿激情，從那天起我就愛了他。”
隨后幾年，雖然博爾赫斯與諾拉·朗厄的關系幾經反復，但最終還是失去了她。失去諾拉·朗厄的博爾赫斯仿佛失去貝雅特麗切齊的但丁，他必須獨自走向救贖之路，在文學的世界里尋找生命的自我圓滿。
但情場失意的博爾赫斯在文學之路上隨后仿佛也跌之了低谷。比如他頗為自得的《永恒史》1936年四月份出版，而到年底時，才賣出了區(qū)區(qū)30多本，日后給他帶來輝煌與榮耀的《小徑分岔的花園》在國家獎的評選中甚至前三名都沒有進入，在米高·凱恩圖書館工作區(qū)間，上面分發(fā)的小禮物讓他不時想到自己“卑下凄涼的處境”。大多數人們只看到他的輝煌，其實很少人知道，他的一生大多數時候是以“黑暗、苦澀、失敗、無數個無盡又無聊的夜晚還有忽視為伴為生”，正是因此，博爾赫斯才鉆進自己的迷宮里久久不肯出來，并創(chuàng)作出了他那迷宮般的作品，就像他經歷過的那些女人，他生活中所有經歷的黑暗是他的不幸，同時也是他的大幸。
但一面是癡情、痛不欲生的博爾赫斯，一面卻是隨意、放蕩的博爾赫斯，中年時期的博爾赫斯“喜歡把自己扮演成一個不自量力的好色之徒”，比奧伊(《莫雷爾的發(fā)明》的作者)的妻子希爾維亞·奧康普更是直言：“博爾赫斯有一顆窒息的心。他喜歡漂亮女人，丑的他更愛，因為這樣的話他更能想象她們的臉了。”他一次次把他那些大作《阿萊夫》、《永生》、《武士和女俘》、《神的文字》、《扎伊爾》獻給一個又一個漂亮女人，他在美國授課時，希望女生比男生多一些，更是明證。 看過馬爾克斯《霍亂時期的愛情》的讀者大概能理解此時的博爾赫斯。
雖然博爾赫斯有著鮮為人知的、豐富的情感經歷，但讀過博爾赫斯作品的人都會比較奇怪，愛情很少成了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的主題，博爾赫斯自己也坦言，愛情是他的詩歌的經常的主題，但在他的小說里，只有《烏爾里卡》與愛情有關，但經過《博爾赫斯大傳》作者埃德溫·威廉森的對博爾赫斯小說的解讀，我們才會知道，即使在博爾赫斯的那些充滿玄學思辯的小說里，都隱藏著博爾赫斯一次次的情感挫敗的體驗。比如，在博迷心中博爾赫斯的經典之作《阿萊夫》、《扎伊爾》、《�，�·宗茲》都隱藏著博爾赫斯情感受挫而留在他內心深處的陰影。博爾赫斯雖然一次次地塑造了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區(qū)和草原上“玩刀子的好手”，但他在情場上顯然并不是一個“玩刀子的好手”。
多年后，在博爾赫斯的老情敵吉龍鐸的葬禮上，博爾赫斯在母親的攜扶下走到吉龍鐸的遺體前，在他額頭上獻上了輕輕一吻，沒人知道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中年時期的博爾赫斯在情場、文學上雙雙失意，在政治上又極力反對當時的庇隆政府，這使他連收入微薄的圖書管理員的飯碗都不保，當局想用一個禽兔管理員的職位羞辱他，他憤然辭職，聽從朋友的勸告去各地演講，卻因禍得福，不僅收入比原先高幾倍，他的名聲也慢慢鵲起。
博爾赫斯的好運相對他吃過的苦頭，有些來得太遲，1950年他當選阿根廷作家協(xié)會主席，1953年擔任國立圖書館館長，在上任前幾天他曾隨母親來到這個他盼望已久的殿堂，幸福之情溢于言表，1961年與貝克特同獲“福門托獎”，隨后他幾乎囊獲了除諾貝爾獎之外歐美所有文學大獎，但在他母親去世后，他卻說：“我犯了人生最大的錯，我沒有使自己幸福。”幸運的是，他這個最大的錯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讓瑪麗亞·兒玉抹平了。
其實，與其說瑪麗亞·兒玉給了他幸福不如說文學給了他安慰，當有記者問他文學意謂著什么時，他說：“幸運與幸福。在我撰寫下第一行文字之前，我就有一種神秘的感覺，而毫無疑問，我的命運是從事文學。”而關于博爾赫斯取得的文學成就，在眾多他的同行的贊語中，我覺得意大利作家翁貝托·埃科的贊語最為準確，雖然我并不同意他對自己的貶低：“留存于博爾赫斯作品里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他有能力運用百科全書各式各樣的碎片，并重組成理念的美妙音樂…… 面對博爾赫斯朗朗上口、余音繞梁、堪稱典范的旋律，我覺得自己好像在吹瓦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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