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高考滿分作文精選2015
2015年浙江高考滿分作文1：文之常識
古語云：“易有三訓，一訓簡易，二訓變易，三訓不易”，“易與天地準”，之于常識，不也是如此嗎?我們生活在常識中，“春暖花開”、“秋高氣爽”，我們不假思索地運用它們，是為簡易;同一事物不同時刻有不同的表現(xiàn)，變化無窮，是為變易;常識由生活而來，經(jīng)久適用，是為不易。故莊子云：“道在便溺”。因常識，于生活，我們泰然。
老子云：“大象若希”。正是由于常識之于我們太過習慣了，時常，我們會無所察覺，如同時空之于我們過于靜止與絕對，在愛氏之前，我們被蒙騙了千萬年。于是我們在恍然后明白，常識雖常，但亦要知之、行之、思之。
所謂的對常識的知之，并非僅僅為熱則卻衣寒則添衣的自然反射，而是對自然存在的用心觀察。沒有這用心，何來常識?沒有常識，何以行之?不得而行之，必遭禍患。譬如之于人，了解交通擁擠之時間，于約會便不會誤時;又譬如拿破侖不知俄國之地廣與冬天之寒冷，便因俄國堅壁清野而為滑鐵盧之役埋下伏筆。
所以對于常識，要知之。
所謂的對常識的行之，不僅是于知之之后的體證，還是生活的必需，之所以要知且行，系因為知易而行難。行難，故特以行之。常識的知之，是困則眠、疲則休息，是諸葛順勢三分天下，是劉邦知楚強漢弱而強赴鴻門。對常識的行之，是順應自然、順時而動，故可避害趨利，所以才有一覺醒來的精神，才有漢朝天下。
所以對于常識，要行之。
至于對于常識的思之，那便是在知行合一后更高的要求。正因為常識之常，所以無形中被我們忽略、習慣，然世間萬物莫不在變易中永恒，拘泥而行自己不適合，若死守既得，便永無進步可言。故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詔》曰：“作新民”;曾子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因為對常識的思之，愛氏提出了相對論，玻爾提出了量子力學;之于歷史的，不正是由于對意識形態(tài)的思之與變革，再知而行之，才有三十年改革開放而至于今日之中華崛起?
“易與天地準”，也正是憑借常識，憑借與常識同行，我們維系了一個曠古的文明，然而無論是生活還是發(fā)展，不知常識無語進步，不行常識無以趨利避患，不思常識卻也無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于是，不妨化用子思的“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而說，對于常識，我們要知之、行之、思之，由是，則有泰然的生活與不斷的前進。
2015年浙江高考滿分作文2：文顯其品動人心
喜歡一卷詩書在手，或品讀“照花前后鏡，花面交相映”的慵懶與情思，一抹淺淡的遠山黛，畫出女子的婉麗;或感受太史公筆下暗潮涌動的政權爭奪，爾虞我詐，險象環(huán)生;或帶著一顆心和三毛共赴撒哈拉沙漠，體味異域風情。正如古人所言，“言為心聲，文如其人。”不錯的，在文章中確實能感受到作者的性情，或瀟灑坦蕩，或自由不拘。
大凡在文學界受人敬仰的，讀者都能找到與文章匹配的詞語去概括作者的性格，想來這就是我們所能感知的“人品”了吧。他并不是僅從一篇文章中體現(xiàn)，而是滲透在作家一生的寫作歷程中。初識袁中郎是在《滿井游記》：山巒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鮮妍明媚如倩女之面而髻鬟之始掠也。如此瀟然山水的才子，想來也是一位人生的哲學家，他自言 “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其實，這話不但說出了中郎的文學主張，也說出了他的人生態(tài)度。在那些贊美自然風光的游記中，每一篇都是他對這種生活本色的探尋，一種行胸臆的格調。他的文章就是他的內心，我們能從文章中感受到作者人格的真，才會讓我們的心產(chǎn)生一種共鳴。
文學貴在思想的碰撞，金代元好問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觀點：“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我們總認為的在人格與文章之間的等號卻在這里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文章會成為人心的面具，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也許我們需要用一雙聰慧的眼，一顆睿智的心去感知。
文章是抒發(fā)人性的途徑，而有時這條道路會被外界因素阻隔，讓我們看不真實，文章本身也淪為了工具。郭沫若以一首《天上的街市》成為中國現(xiàn)代詩史上一位舉足輕重的詩人，當革命的烈火蔓延整個中國大地時，他的詩便成為了配合革命形勢的產(chǎn)物，毫無立場的歌頌與批判，是成為“御用文人”的悲哀。也許在郭老的骨子里是崇尚自由的浪漫主義，但他的心被拷上政治的枷鎖時，所有藝術的美感就消失殆盡了。曾經(jīng)歌頌出《女神》這樣唯美詩篇的人，湮沒在革命的浪潮中，我們只能扼腕嘆息了。
但不管有什么不同的觀點，有一樣是不能否認的：文顯其品動人心。因為他們能將自己的真當作湯底，用生活的閱歷作為菜料，以真情實感為輔料，烹飪出一鍋令人回味的佳肴。
2015浙江高考滿分作文3：賞之以文 考之以史
古人云：“文如其人。”不錯，閱讀時總有此種體驗：朗讀唐詩宋詞，體會到李白的狂放、杜甫的憂國憂民;品讀近現(xiàn)代文學作品，仿佛看見海子的不羈，林徽因的`柔中帶剛……文章與作者本人總是相似的，好像父母與孩子，血脈思維息息相通。
但，總有例外。
金人元好問就認為“文章寧復見為人”，作品有時甚至會背離人品，呈現(xiàn)出虛偽的作者，這又作何解呢?
實際上，這兩種理論并不矛盾。性情確實影響文章，但影響的是“心文”。這種文章本就是作者抒發(fā)內心世界所作，字字皆關情。書寫之時，作者力求將內心的所感所思用有限的文字極力展現(xiàn)，恨不得泣血成句。如此寫成的文章，常常帶著某種歷史也抹不去的光輝。就好像《報任安書》，哪怕讓一個早將司馬遷的故事爛熟于心的人來閱讀，心痛也是免不了的。
與之相對的是“用文”。這種文章總有某種實際用途。高尚但貧困的作家可能寫下流作品換稿費糊口，小人則以修飾之文博取功名。這種文章，如何不背離作者人品?
兩種文章魚龍混雜，被蒙騙是免不了的，因此，我們才要賞之以文，考之以史。
“賞”，文章是“賞”的。我們閱讀，便是在欣賞，欣賞文辭佳句，并試圖從字里行間拼湊出作者的形象。但這形象也只作欣賞用，若拿來作嚴謹?shù)恼撌�，未免太過輕率。在未分清心文與用文之前，這個形象只是我們的美好期望，并非作者本身。此時，考之以史就是必要的了。史料中記載的作者生平、他人評價是比文章更直接的存在。就像一句打獵俗語所說：“熊大窩里怎樣，才是怎樣。”作者在生活中怎樣，人品才怎樣。
高尚的作者無論是在生活中還是心文中均是高尚的，此時考之以史能更深地剖析他的精神內涵，將他的文章與人品更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這是有益無害的。而就算遇上用文，我們也能了解到個中緣由，作出客觀的評價。偽造者在史料面前是無處遁形的，花言巧語的功名，騙得了一世，騙不了百世。
賞之以文，但文章并不是全部;考之以史，史文結合，作者的真實才清晰浮現(xiàn)。以如此客觀之態(tài)度品讀古今作品，我們才能真正了解作者，獲得超越區(qū)區(qū)一紙文字的精神體驗。
浙江高考滿分作文記敘文800字：文如其人
以前聽說過字如其人的說法，說通過一個人的字跡便可大致看出這人的性格品質，后來又聽到文如其人的這一說法，即文品大可等同于人品，一個人若書讀得多，文章寫得好，其做人的標準也會在無形中得以提高。所謂文如其人，大概就是說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便會把你所想的東西通過文字表達出來。
說起文如其人，不免要談到文風這一問題上，所謂的文風就是文章所體現(xiàn)的思想作風，或者文章寫作中某種傾向性的社會風氣以及語言運用的綜合反映。在我認為，文風分有剛勁有力與綿柔感性兩種，書面語說即豪放派與婉約派。豪放派比如辛棄疾，蘇軾，婉約派的代表像李煜和李清照等等。如果說文如其人的話，婉約派的代表詞人似乎更具說服力。李煜因國破家亡這一悲慘的人生經(jīng)歷，在后期的詞風多以凄楚為主，李清照人到中年丈夫遠逝，內心悲苦不已，寫出“凄凄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他們內心是同樣的悲傷難過，所以寫出的詞便也傳達給人這樣的憂愁。而豪放派的蘇軾，站在江邊仰天長吼“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這與他仕途坎坷自身又不屈不撓的與世俗奮戰(zhàn)的品性不是遙相呼應嗎?而這一系列的例子不就是在佐證文如其人這一觀點嗎?
既然真的是文如其人，那么，想要寫好一篇文章，想要擁有好的文采與為世人折服的文筆，是不是就意味著你的人生經(jīng)歷要出彩呢?不管文風是豪放派還是婉約派，各有各的可取之處，古往今來都有不同的文人志士欣賞膜拜，只是文風與文品是不同的，文品幾乎可以說是關乎一個人的自身發(fā)展狀況的概述，就像一個人的人品，如果人品不正，那么寫出來的文章也一定是遭人唾棄的，不會有人愿意浪費時間去看，相反，那些品性正直的人，它的文章必然能給人以正能量，教給人們積極向上的東西，這樣文字才會被人們津津樂道。
所以說，與其想著如何提高自己的寫作水平，不如先學會怎樣做人，一個人立于世界最根本的因素，便是成為一個正直的人，當你提高了自身的修養(yǎng)與品性，你的文章必然也就為大眾追捧。無論如何，請記住，應該做一個“大寫”的人。
2015浙江金華高考滿分作文公布：輕嗅文骨的芬芳
傅庚先生在《中國文字欣賞舉隅》中拋問：后生學者，文與心道契否?“有人筆底波瀾萬丈，心中槁木死灰;有人拊掌大樂，文飾不堪，徇名逐利;有人天生潔癖，抱*守真，留戀理想國;有人拍案而起，剖心燭照，敢放一把野火，澤被寰宇，筆談間氣吐霓虹!
“性靈彰道著，文骨載風儀。”這是梁漱溟先生《究于決穎論》中對我輩殷殷的企盼，文品人品，誠有二律背反之意。我們這一代的寫手，又該如何認識此間命題，如何安放自身，達到兩者圓融之境界?
不可否認，作者格調趣味與作家人品背離并非罕見。艾布拉姆斯于〈鏡與燈———文學批評原論〉中將其斥為“解密過程”，作者、載器、讀者、時代四者循環(huán)返流，四元素也難以逃脫“橫態(tài)性欺瞞”。冷眼旁觀，〈被禁錮的苦惱〉中朱沃什·切瓦夫執(zhí)借鷹隼雙目，銳意指出集權時代俄羅斯作家淪為“夜鶯群像”，文骨分崩離析，人格成為悲劇附庸;縱觀中國文脈史，沈括著《夢溪筆談》，可謂等身煌煌，但卻在政壇迷霧中墜落朽垮，鬻聲于物，為蘇軾的坎坷仕途復添艱險。究其根源，這些作者并非將心魂血肉潛入文章;傳入注意的是，他們將文字作為可恥的工具，即雅克·巴爾贊《從黎明到衰落》中指摘的“橫態(tài)木偶”。毫無敬畏，毫無熱忱，毫無神圣與崇高，他們就像敏銳而貪婪的漁夫，慢慢拉起漁網(wǎng)，渴望從虛空中找出某種寶物。文章為其操縱奴役，其本身復為功名利祿嘲弄把玩，果真是莫大的諷刺民侮辱。
我們這一代，又該如何保持文學的純潔性，達臻“真文學”的藝術之境?我以為一在讀者，讀者可謂是卡夫卡式的“判官”，得秉持著清醒與鎮(zhèn)定，不被妖艷可人的文辭灼作而眩暈，可以借鷹隼銳利之眼，剖開藝術的真境實例。北大有個傳統(tǒng)，叫“沉潛”，沉入藝術的源頭根蒂，潛進人生的幽微百態(tài)，從而抵達人品文品熔為一爐的高超境地。做到“沉潛”，便能撥開重煙迷障，直與作者對話。
二在寫手，即我們本身。就像《中國哲學史》中胡適先生所說：“文”道不是漂亮虛榮的外衣，而是本性的吶喊與沉思。這聲吶喊，理應震撼天地，就應發(fā)聵蒙昧之心，我們在屈瑞林大師《真摯與誠實》中聽見，我們在福柯《瘋癲與文明》的“失落天真”里聽見，《俄狄浦斯王中的勇士啊，不愿沉湮于鼾聲、風，真筋骨未鈍、腕血未冷，向世間問一問為此的意義，不正是我們的寫照?
父親曾笑談，年輕的夜晚，躺在床上渾身戰(zhàn)栗，想到什么半夜黑點起蠟燭，光著膀子抓起筆就寫，我從小便“雄心勃勃”想成為作家，每當獲得師長的肯定，外面的嘉獎，父親總要提醒我不能讓文骨背離了人的風儀，拿出季羨林研究人員吐火羅文的真摯，陳寅恪力挽史瀾的魄力，梁啟超冰鑒灼灼的溫度，感化他人，圓滿自身，所以說是“幾時借得沖霄浪，雖死望峰亦從容”。
行文至此，輕嗅文骨的芬芳，詩人的聲音也不必低吟：
爬學史乘扶叢殘，文章存軼堪顛沛。
拋棄詩興青云見，自誓夜闌熱腸心。
足跟踏破關山路，眼底空懸海月秋。
龍泉隱篋鋒未減，勢將重拳拋煙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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