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語言能力觀對語言測試的影響論文
論文關鍵詞：語言能力 交際語言能力 語言測試 模型
論文摘要：語言能力是語言習得過程和測試研究的對象，在語言教學和測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反過來，語言測試也能提供實證以研究語言能力的本質。本文闡述了國內外有關語言能力的觀點及其對語言測試的影響，希望對語言教學、習得和測試有所借鑒。
語言能力是個古老而又嶄新的話題，其本身是無法直接測量的，對它的研究只能基于經驗事實或行為的反應，很多語言學家、測試學家都對它展開過研究和探討。由于它是語言習得過程和測試研究的對象，因而不同的語言能力觀對語言習得和測試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以說，任何語言測試都是一定語言能力觀的具體體現。本文闡述了國內外有關語言能力的觀點及其對語言測試的影響，希望對語言教學、習得和測試有所借鑒。
一、喬姆斯基的語言能力觀
在語言學領域，對語言能力的研究始于喬姆斯基，他在著名的轉換——生成理論中提出了“語言能力”的概念。在他之前的結構主義語言學一般只研究語言的結構和內部規(guī)律，不太研究語言能力以及人為什么會具有語言能力。
喬姆斯基從心理學角度將語言能力看成是大腦的特性之一，是一個人語言語法的內化知識。他假設人們有一種區(qū)別于動物的“語言習得機制”，通過這種機制，普遍語法得以內化并成為理解和產生語言的語言學能力基礎，這種能力具有不依賴具體的語言環(huán)境而存在的普遍性，因而人們能理解并說出從來沒聽說過的句子，也能判斷句子是否屬于特定語言的知識。例如，說英語的人能判斷Idon’tlikeswimming是英語句子，但對于諸如Idoesn’tlikeswimming這樣的句子還是不會接受的。實際上，喬姆斯基的語言能力指的是理想化的說話人——聽話人、而不是掌握完整語言知識的真正的人的語言知識J。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喬姆斯基的語言能力觀是語言研究的最終目的——揭示人腦的實質和人類知識到底是怎樣獲得的，最終用形式化的公式對語言能力做出描寫；同時也是語言測試要達到的最高境界——用語言測試直接、準確地反映被試的語言能力。
二、Lado和Carroll的語言能力觀
Lado認為語言能力包括語言成分和語言技能。語言成分指構成有意義語言的各個要素，如：語音、語調、重音、語素、詞匯以及詞匯的有意義的排列。技能包括聽、說、讀、寫等。1961年，他在標志著語言測試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專著LanguageTesting中，把這種成分一技能語言能力觀運用到語言測試中，為建立心理測量學意義上的語言測試奠定了原則和方法。
Carroll與Lado的語言能力觀類似，也是一個語言和技能二維的模型。其中語言維度包括音位或拼音、形態(tài)學、句法和詞匯；技能維度包括聽力能力、口語表達、閱讀和寫作。Lado和C~’roH的語言能力觀對當時的語言測試的開發(fā)和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比如，測試注重客觀性，可以采用機器評分等，因而以測試聽說讀寫分項目的分立式測驗在當時特別流行，這為開展大規(guī)模標準化語言測試提供了可能，并且在心理測量理論的支持下，發(fā)展了一整套計算語言測試信度、效度和進行題目分析的統(tǒng)計方法，有些題型在目前的測試中仍在使用。但它不注重對語言能力的解釋，不能表述知識和技能的關系；同時也忽略了運用語言的環(huán)境——把語言要素進行分解，孤立地分項進行教學，也使得學生缺乏在真正的語言交際生活中綜合運用語言的能力。
三、Oiler和Spolsky的語言能力觀
Oiler終生都在研究語言能力是否能分為不同的結構，通過研究，他認為語言能力是一個沒有結構、單一的不可再分的能力，并提出了“單一能力假說”。根據他的觀點，從語用角度看，人的能力在一定的語境下不是分立的，而是綜合地得到運用。
以色列著名語言學家svoky認為，在各種可觀測的語言技能下面，有一個更深層的“一般語言能力”，這是使用語言的可靠及穩(wěn)定的中心部分，它以經驗為基礎，在特定領域最終由技能或某種社會情境構成。
實際上，Oiler和Solsky的“單一能力假說”和“一般語言能力”與Lado、Carroll的觀點正好相反。不管是“單一能力假說”，還是“一般語言能力”，它們都認為人的語言能力是一個單一、不可再分的整體，屬于“能力一元論”。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我們就不能解釋語言能力的結構和發(fā)展。
在這種觀點影響下，開發(fā)出來的是像聽寫、完型填空、翻譯、寫作這樣的綜合式測試以考查被試的綜合能力，但過于籠統(tǒng)的測試模型使我們很難判斷測試究竟測到了被試什么樣的語言結構。
四、交際語言能力觀
隨著應用語言學，尤其是語言教學和語言測試的發(fā)展，喬姆斯基關于語言能力理論的局限日見明顯——他只是在高度凈化的條件下用演繹的方法研究最抽象的能力，期望證明人的語言能力是人的認知能力的一部分(即語言機制)j。這種涉及語言能力的理論抽象地論述理想的事物，只需要兒童在一定環(huán)境中成長，就能掌握恰當的語言，用他的理論解釋現實世界的語言現象(語言行為)就顯得不夠。而且，這種理想化的假設至今未能建立任何關于語言能力的理論模型為語言教學和語言測試提供幫助。因此，語言學界對喬姆斯基語言學主導地位的不滿情緒明顯增長，對喬姆斯基的語言能力概念也提出質疑，并提出另一套理論構想，即“交際語言能力”理論。
(一)海姆斯的“交際能力”觀
“交際語言能力”理論中最有名的就是美國社會語言學家海姆斯的“交際能力”模型。1972年，海姆斯在《論交際能力》中提出了“語言交際能力”概念。針對喬姆斯基的語言能力，他認為“competence”這個術語實際上可以容納更多的內容，必須把所有社會因素都考慮進去，作為知識的不同方面，它們都隱含在實際行為之下，在一般意義上，它們都是能力的不同方面。就其自身而言，語言學理論也應該擴展能力概念，而不應該只包括語法。因此，他把喬姆斯基的語言能力范圍擴大到四個方面：判別某一語言形式是否正確、在特定的場合中是否運用得體、是否實際可行以及是否在實際中使用，并將它們表述為“(潛在的)能力相對于(實際的)運用，(潛在的)語法能力相對于(潛在的)運用模式或規(guī)則”，其中，(潛在的)運用模式或規(guī)則被海姆斯稱為“使用[語言]的能力。實際上，Hymes(1974)的交際能力包括是否合乎語法(語法性)和可接受性(語境的得體性和現實性、文化上的可行性)兩方面的內容。其交際理論自提出后就產生了重要影響，至今仍是社會語言學和應用語言學的基礎理論之一。比如：在語言教學中，人們一直強調以培養(yǎng)語言交際能力為目的的各種教學方法；在語言測試的研發(fā)過程中，專家學者們也一直在致力于探索怎樣在非真實語言環(huán)境中更好地測出被試的交際能力。然而，他并沒有指出語言能力是什么，沒有提出～套研究和描述語言能力結構的模型或理論框架。他的交際能力的概念只是語言學習者和使用者為了達到交際目的必須作出的判斷，對于語言教學和語言測試而言，也僅僅是有效的語言交際行為的一部分特征以及通過這種語言行為觀察推斷交際能力需要參照的基本范疇。
(二)Canale和Swain的交際語言能力觀
在海姆斯交際能力說的基礎之上，Canale和Swian于1980年提出了一個既具有語言學基礎又符合教學實際的交際能力理論框架。該框架的主要內容是交際能力至少包括知識與技能的`四個方面：1．語法能力(詞匯、形態(tài)、句法和音位)，這種能力涉及的是正確理解和表達所說話語的字面含義所需的語言知識；2．社會語言學能力(社會文化規(guī)則和話語規(guī)則)，包括說出和理解語言的能力，而這些話語及其內容在語言環(huán)境中必須是恰如其分的；3．成段話語能力，銜接(cohesion)和連貫(coherence)，即將意義與不同類型的既連貫又可接受的口頭和書面內容融合在一起的能力；4．策略能力，指在交際過程中的應變能力J。該模式80年代在應用語言學界頗具權威，一直是交際性測試的理論基礎，但它仍存在明顯的不足，即沒有描述四種能力之間的關系，因而還不能成為一個理論模型。
(三)Bachman的交際語言能力觀
1990年，在Canale的理論框架基礎上，美國應用語言學家Bachman提出了一個新的交際語言能力模型。他認為，語言能力就是把語言知識和語言使用的場景特征結合起來，創(chuàng)造并解釋意義的能力。這實際上指的就是語言交際能力，它包括語言能力、策略能力和心理、生理運動機制三部分。其中，語言能力包括組織能力和語用能力(以言行事能力、社會語言學能力)。組織能力包括語法能力、語篇能力。語法能力可以細分為詞匯、形態(tài)、句法、語音文字；語篇能力可以細分為銜接和修辭組織；語用能力包括以言行事能力和社會語言學能力。以言行事能力又細分為概念功能、操作功能、啟發(fā)功能和想象功能；社會語言學功能可細分為方言和語言變體、語域、自然性、文化參照和言語象征等。策略能力包括四種元認知策略：評價策略、確定目標策略、制訂計劃策略和執(zhí)行計劃策略。生理運動機制是指語言運用過程中要使用的聽覺、視覺等渠道以及語言的輸入和產出等模式。該模型中的語言能力和策略能力被稱之為特質，心理生理運動機制被稱之為技能，語言使用的情境和信息的分布被稱之為方法J。它發(fā)展了前人對策略能力的理解，不僅僅把它作為語言的一種補償手段。另外，該模型通俗易懂，特別強調交際性語言能力各部分以及它們與語用環(huán)境和語言使用者的知識結構之間的相互關系和作用，比如，描述了能力與表現的關系，模型中的特質因素涉及一種潛在能力，技能和方法與之相聯系，并闡述了這種特質是如何表現出來的。另外，語言能力的任何要素都不能獨立于其它要素而存在，這些要素之間以及它們與語用環(huán)境之間的相互作用正是語言運用的主要特征。按照這種模型開發(fā)的語言測試既注重考慮被測試的語言知識，又要考慮被試在有意義的語境中能否恰當得體地使用這種語言的能力，從而擺脫了分立式測試試圖對綜合性的語言行為作分類式的歸納以及綜合性測試目的不明及題目之間相互依賴等方面的明顯不足。該測試模型9O年代在英美測試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被認為是“語言測試史上的里程碑”，進而使交際性測試理論迅速發(fā)展并進人到完善階段。
1996年為了更好地說明交際性語言能力內部的相互作用，Bachman＆Palmer又對該交際語言能力模型進行了改良。他們把語言能力看作語言使用的互動模型，它既包括語言使用者或被試的各種特質：如個體風格、背景知識、情感圖示和語言能力等，也包括這些特質和語言使用的情境或測試任務之間的相互作用，即構成語言能力的各個部分盡管互不相同，但在使用語言的任何場合下，總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且不可分割，并指出知識和策略因素以一種綜合的方式納入語言運用的整個框架之中。
Bachman的模型充分吸收了現代語言學、心理語言學和應用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具有堅實的理論基礎，所涉及的范圍無疑超出了以前所有的模式，在理論上是迄今最完備的，無論對語言教學還是語言測試都具有較強的參考和應用價值，很多語言測試都是以他的能力模型為基礎而開發(fā)的。
(四)國內交際語言能力觀
1．李筱菊交際語言能力觀
李筱菊教授將交際語言能力概括為三大組成要素：語言能力(語言形式結構系統(tǒng)本身的操作能力)、語篇能力(語言形式結構置于語篇中運用的能力)和語用能力(語言形式結構置于情景下運用的能力)。這三個因素既包括了語言知識和技能，還包括了施為能力、交際策略、社會語言能力和社會文化知識等。它表明交際語言能力的各個因素不是并列關系，而是互動關系。人們在使用語言時，各種能力相互協(xié)調和制約，相互激活和催化，結合起來共同起作用。
2．我國對外漢語教學界對交際語言能力的認識
我國開展對外漢語教學已有60余年了，在不斷實踐、探索和發(fā)展過程中，我國對外漢語教學已經明確了以培養(yǎng)學生的漢語交際能力為目標。關于語言交際能力，盛炎認為是由語言學能力、社會語言學能力、話語篇章能力和交際策略等四因素構成引。呂必松認為語言交際能力包括語言要素、語用規(guī)則、言語機能、言語交際技能和文化背景知識等五方面的因素，這五方面的內容具有一定的相關性和一致性，但不能互相包括或互相代替。遺憾的是，目前我國學界對交際語言能力只有理論探討，還缺乏實證研究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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