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yè)論文題目：中國文學的歷史節(jié)點與演進模式——評《中國文學的代際》

　　自林傳甲編纂第一部《中國文學史》以來，現(xiàn)代意義上的中國文學史研究已經走過了一百多年的歷程，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其中，既有通代文學史，又有斷代文學史;既有以題材編撰者，又有以體裁編撰者，不斷推陳出新，各放異彩。但不可否認的是，以朝代劃分方向，仍是文學史寫作的主流。這固然有助于突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但其局限也是明顯的，即遮蔽文學演進的過程。而文學之演進，往往需要特定的歷史節(jié)點，發(fā)生在朝代更替之際，受制于階層分化、制度變革、文化整合、思想轉型等多方面的影響。以往之研究，多專注于“一代之文學”，而忽略了“一代之文學”是如何演化為“另一代之文學”的。即便有少數(shù)以朝代更替之際的文學演進為研究對象的，也只立足于某一歷史節(jié)點，而缺乏對中國文學演進模式的整體觀照。

　　曹勝高先生的新作《中國文學的代際》(以下稱《代際》)，正是全面探討歷代社會轉型、文化整合與文學變革的一部專著。作者直面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薄弱環(huán)節(jié)，選擇特定的文學變革期作為歷史節(jié)點，采用文史哲打通的研究思路，跨學科的研究方式，梳理了影響中國文學演進的各個階段和各種因素，從多元的角度分析了中國文學在文化轉型過程中的代際線索，具有探索性意義和開拓性貢獻。

　　一、特定歷史節(jié)點的選擇

　　既然以文學變革為研究對象，對歷史節(jié)點的選擇是最見史識功力的。因為事物的發(fā)展，一般都是經過起源、發(fā)展、繁榮、衰落等幾個階段的，而前一階段到下一階段的過渡，即是我們所謂的節(jié)點。

　　對中國文學而言，其彌綸范圍甚廣，就文體來說，有詩詞、散文、小說、戲曲等之分，而每一文體都有不同的演進線索，或前后交錯，或相輔相成。因此，對特定歷史節(jié)點的選擇，是非常必要的，既要突出不同文體及文學觀念的演進過程，又要同時兼顧不同文體及觀念的交集匯合，這樣才不致出現(xiàn)顧此失彼或頭重腳輕的現(xiàn)象。該書就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作者“選擇了周秦、漢魏、唐宋、元明與近代五個歷史節(jié)點”(第2頁)，從不同的角度去透視中國文學的研究過程。之所以選擇這五個歷史節(jié)點，既有作者特定的考慮，又是對前人研究成果的一種總結。

　　首先，周秦之間是社會轉型最為激烈的歷史時段。而這一大的歷史時段，又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節(jié)點：一是商周之際，王國維就認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觀堂集林·殷周制度論》)，這是中國文化大傳統(tǒng)的奠基期;二是西周、東周之際，平王東遷，帶來了西周政治體制的破壞和社會階層的分化;三是春秋戰(zhàn)國之際，王夫之就稱這是“古今一大變革之會”(《讀通鑒論·敘論四》)，這一時期邦無定交，士元定主，是諸子之學的形成期�！洞�際》對這一歷史節(jié)點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方面通過對士階層的形成、培養(yǎng)、升降等問題的探討，透視殷周文化的變遷、變風變雅的形成等重要文學命題，還原出了先秦文學代際沿革的歷史背景;另一方面又通過先秦諸子對天人關系的認知，分析“道術為天下裂”的情況，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中國文學的本源問題。

　　其次，漢晉之間是文化融合的最為廣泛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儒學開始建構，玄學得以形成，道教最終確立，佛教全面?zhèn)魅�，造成了社會結構和文化風尚的變化，并促進了音樂、舞蹈、繪畫、書法等藝術的新變，為漢晉的文學創(chuàng)作注入了新的養(yǎng)分�！洞�際》對這一歷史節(jié)點的關注，主要貢獻在于：其一，通過對言志、緣情、緣事三個命題的討論，考察了中國詩學重言志、抒情而輕敘事的獨特風格的形成動因;其二，通過對玄學思潮演進過程的考察，反思了其對漢晉文風和士人心態(tài)的沖擊�？梢哉f，漢晉間玄遠、恬淡、簡約的審美風尚和士人抱樸守真、應順物化、心性逍遙的社會心態(tài)的形成，與玄學對儒學的反撥是分不開的，這迥異于時下將玄學視為束縛詩歌發(fā)展的枷鎖的論點。

　　再次，唐宋之際是制度變革最為激烈的歷史時期。其實，日人內藤湖南早在20世紀前期就提出了“唐宋變革論”，之后學者多有討論者。多數(shù)學者以為這是貴族政治衰頹，平民階層崛起的一個時期，正如作者所說，唐宋之際，文學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表現(xiàn)在兩方面：一是曲子詞、說話、變文、俗講及戲曲等文體的迅速成長，二是庶民娛樂需求使文學的“尚俗”和“尚奇”傾向得到了強化。而《代際》對這一歷史節(jié)點的界定，是從被稱為“百代之中”的中唐開始的。不過，這一時期的文學變革仍是存在矛盾的：就文體變革而言，庶民文學取得了勝利，原因是商禁、宵禁的逐漸松弛和會昌排佛的制度干預，而中晚唐的“開教坊”之舉，也為曲子詞的興起提供了便利;就文學理論而言，仍是精英文學為主導，如果說“緣政說”的提出，是詩人以文統(tǒng)指導政統(tǒng)的實踐努力，那么“理感說”和“文字為意”等的提出，則是唐宋詩人對詩歌創(chuàng)作理論的自覺反思。

　　自宋以后到明清，精英士人一直是社會的主導。而元明之間，是社會形態(tài)、文化風尚和士人心態(tài)變動最劇烈的時期，作者以為“中國的近世社會，與其說由宋開啟，毋寧說在元明之際方才形成”(第438頁)。這一時期的文學變革，也是從兩個方面展開的，一是文學理論上，對唐音、宋調的不同追求所導致的差異和士人試圖對文統(tǒng)的重建;二是文體變革上，戲曲的創(chuàng)新和白話小說的興起，已經對古典詩學形成了一定的沖擊。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演進一直在古典傳統(tǒng)的框架之內，并沒有形成一定的質變。

　　真正發(fā)生質變的，是在近現(xiàn)代之間，這是古典文學解體、現(xiàn)代文學形成的重要時期。如果說以前的文學演進，雖然不斷革新，卻是在一定的框架范圍之內，并沒有突破古典傳統(tǒng)約束。然自清中葉開始，外侮頻仍，有識之士開始反思古典文學的意義，一方面開始拋棄了詩歌的文言形式，而代之以白話的敘述;另一方面，不斷突出白話小說的文化功能，使之成為近現(xiàn)代文學的主流。

　　《代際》選了五個歷史節(jié)點，在具體論述時，有的截斷眾流，只對某一節(jié)點的文化轉型與文學變革進行討論，如第二章只討論先秦諸子學說的不同分野，第六章只討論中晚唐“開教坊”所帶來曲子詞的繁榮，等等。有的貫通古今，追源溯流，如對“詩緣政”這一理論范疇的梳理，就上自《詩經》的諷喻傳統(tǒng)，下至唐宋的文統(tǒng)建設;對“理感說”的梳理，也是起自漢魏，直至南宋，等等。這就將不同的歷史節(jié)點聯(lián)系起來，由點成線，更為深入細膩地勾勒出中國文學演進的歷史動因。

　　二、特定研究視角的運用

　　如果說對特定歷史節(jié)點的選擇，是該書戰(zhàn)略方面的成功，那么，特定研究視角的運用，則是該書戰(zhàn)術方面的成功。我們知道，朝代更替之際，往往是社會制度、經濟形態(tài)、文化風尚等發(fā)生重要轉變的時期，而這一時期的歷史線索，或因動亂而付諸闕如，或因分裂而千頭萬緒。而《代際》的研究范圍，上自商周，下迄晚清，五大歷史時段，歷時約三千多年，線索更為紛繁。因此，能否選擇好的研究視角，成為該書能否出彩的關鍵。

　　好在作者成功地做到了這點，不同的歷史節(jié)點，《代際》選擇了不同的研究視角。如周秦之間，是以士階層的形成和分化為研究視角，一方面，從制度層面考察了西周的獻詩制度和“變風變雅”之作的形成過程;另一方面，則從思想層面還原了士人失位所導致的對天人、心性、性情等無關現(xiàn)實政治的哲學思考。漢晉之間，主要是以哲學的轉型為研究視角的，這表現(xiàn)在，通過先秦至漢晉間情志論的歷時眭討論，明確了“言志”“緣情”“緣事”三大詩學理論的轉換過程;通過對玄學命題的討論，反思了兩晉文風之變遷和士人心態(tài)之變化。唐宋之際，是以庶民的娛樂需求為研究視角的：商禁的松弛，不但催生了庶民階層的形成，還影響到士大夫階層的文學創(chuàng)作;宵禁的廢弛，也使當時文學的審美情趣趨向市民化和通俗化。而一些偶然性的因素，更加劇了文學活動的通俗化，作者重點討論了兩方面：一是會昌排佛，導致寺院不得不向庶民尋求布施，促進了“俗講”和“變文”這一新文學體式的產生;二是中唐的開教坊和晚唐的出教坊，導致大量宮廷樂人流向民間，帶動了曲子詞的繁榮。元明之間，主要是以詩法的轉型為研究視角的，元明詩法的探討，一是出于對宋詩的反思，一是出于對復古的追求，故以元明的宗唐論為中心點，承上而啟下。承上者，先總結了唐宋轉型過程中詩學意識的變動：由“詩緣政”探唐宋文統(tǒng)的創(chuàng)建，由“理感說”窺宋詩之格調，由“文字為意”省宋詩之流弊;又有感于宋詩的流弊，以“師心說”為視角建構了唐音的理論框架，為元明詩學提供了可茲效法的典范。啟下者，還與元末明初的政統(tǒng)重建有關，元明詩文以盛唐為歷史標尺，強調天然、自然的審美風尚，逐漸消解了傳統(tǒng)的詩教的影響，最終促成了晚清白話詩的普及。另外，作者還以“敘述口吻”為視角，探討了敘述人稱變化對元明戲曲成型的促進作用。故可知，這些研究角度，多是前人未曾寓目的，展示了作者高超的見識。

　　綜上所述，作者的研究思路可以總結為兩種：一種是制度轉型所帶來的文學功能的調整，如先秦時士人的失位，導致了變風變雅的形成，從而增強了《詩經》的批判功能;又如中唐的制度轉型，導致了文學娛樂化功能的增強，等等。另一種是理論轉型所帶來的文學觀念的變化，如“詩言志”“詩緣情”“詩緣事”等詩學理論，表面上看是文學觀念的變化，其背后更是與先秦以來的情志說的轉型有關;又如唐代詩法“師心論”的形成，也跟對儒家心化論、道家虛心說、佛教明心論等的借鑒不無關系。就研究方法而言，這兩大思路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前者更重實證考索，后者更重理論闡釋，兩相結合，真正做到了文史哲打通。

　　三、特定演進模式的總結

　　《代際》的研究，雖然歷時較長，線索較多，看似紛繁，其實有其體系性的思考，即表現(xiàn)為對中國文學特定演進模式的總結。其總結，是從兩個方面人手的。

　　一是對中國文學演進的歷史動因的揭示。作者以為中國文學演進最主要的歷史動因，在于社會結構的調整所導致的階層的分化。在每一個朝代，基本都存在著貴族和平民兩大社會階層。先秦時所形成的士階層，處于貴族和平民兩大階層的臨界點，既可以上升為貴族，亦可以下降為庶民;魏晉南北朝時則存在著士族與寒族的對立，隋唐時雖然盡力打破這一社會結構，使庶民的地位有所上升，但士族的影響力并未完全消歇;宋元以后，士族與寒族的問題得到徹底解決，而官僚與平民又成為相互對立的兩大群體。我們知道，不同的社會階層，對文學的審美需求、表達功能和文體風格的認識是不同的，如官僚體系為創(chuàng)作主體的廟堂文學和以下層文士為創(chuàng)作主體的平民文學，就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兩者之間既有對立，又有交叉，正如作者所說：“官僚文學和平民文學，仿佛如延展的兩根鐵軌，在某個特定的車站，交叉變軌，而后平行發(fā)展。”(第552頁)在互滲相融之間影響著中國文學的演進。所以說，社會結構調整所推動的階層的分化和融合，是導致文學演進的最主要動力。

　　二是對中國文學演進的表現(xiàn)形態(tài)的考察。中國文學研究的表現(xiàn)形態(tài)，體現(xiàn)在雅俗文化及文學的互動上。就文學體式而言，雅俗往往是可以轉化的，前代為俗，后代則可能為雅，如鄭衛(wèi)之音于先秦為俗，于兩漢為雅;樂府于兩漢為俗，于魏晉為雅;曲子詞于唐代為俗，于五代也開始雅化;小說、戲曲于明清為俗，至近代亦被目為雅。雅俗相代的過程，正是中國文學演進的基本形態(tài)。就文學觀念而言，雅就是對古典傳統(tǒng)的堅守，如唐人的“詩緣政”，元明的“宗唐論”，都是如此;俗則是對古典傳統(tǒng)的突破，如曲子詞對詩歌表達功能的補充。古代的一切文學革新運動，莫不打著復古的旗號出現(xiàn)。更為重要的是，作者還意識到創(chuàng)作者自身的復雜性對雅俗兩種文學的溝通。如歐陽修、蘇軾、陸游等人既有憂國之語，又有牢騷之言;既會創(chuàng)作被視為文人雅集的律詩絕旬，又會創(chuàng)作被視為閨房俗語的曲子詞。正是創(chuàng)作者自身的這種復雜性，使雅俗之爭成為文學演進的表現(xiàn)形態(tài)。

　　總之，《中國文學的代際》是一本富有創(chuàng)新意義的著作，值得我們學習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