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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彌兒》大義——盧梭教育哲學研究
開題報告
目 錄
一、選題背景
二、研究目的和意義
三、本文研究涉及的主要理論
四、本文研究的主要內容及研究框架
(一)本文研究的主要內容
(二)本文研究框架
五、寫作提綱
六、本文研究進展
七、目前已經閱讀的文獻
一、選題背景
踏足《愛彌兒》研究之路絕非一個簡單隨意的沙灘拾貝，因為后者始終沒有擺脫興之所至的盲目性。但這并不是說沙灘拾貝毫無可取之處，若說真正的思想面臨的是無路可走的荒原，那么沙灘拾貝未嘗不是莫大的驚喜。不過，這同時意味著，只有當這驚喜作為沿途之風景而歸屬于更加宏闊的道路時，也即，只有當貝殼不僅僅是作為美麗的貝殼而更是作為透露出海洋信息的海之貝時，這驚喜才能超越自身而成為思想的。思想是道路的奮力延伸，一切不過是作為腳下的路而將被裹挾于身后的。對《愛彌兒》的到達，同樣是惟一之思想在探索之道路上暫作回望的滯留之處。
首先，生活乃是一切問題的源出和歸宿，對《愛彌兒》的朝向也正是根源于此。我們當下引以為傲的生活被普遍定義為現代生活：“在許多現代社會中都存在著一種普遍的傾向，要將一種優(yōu)越意識與現代性意識聯(lián)系起來”[1]�，F代人認為歷史總是在進步的，但這一源自啟蒙運動的對進步的樂觀精神在 19 世紀末開始變得灰暗：“在法國之后的時期，現代社會被描繪成破壞性的和異化的”[2]。奉行理性和技術的現代性，在“耗盡了文化的意義”(韋伯)之后在根本上造成了現代人的“無家可歸的狀態(tài)”(海德格爾)。所以，作為生存于現代性中的我們不得不回溯現代性的源頭以便重新檢審我們生活的根基。在此一回首中，盧梭以一種突出的樣式展示在我們面前：“現代性的第一次危機出現在讓-雅克·盧梭的思想中”[3]。危機，乃是常態(tài)與危險因素的碰撞，這就意味著在危機之處，我們不僅能夠目睹現代性的根本樣態(tài)，亦能反思現代性的根本問題，細究之下，盧梭以一種拒斥而又推進的形象矗立在現代性的道路上。
其次，在盧梭看來，“在人類所有的各種知識中，對我們最有用但是是我們掌握得最少的，是關于人的知識”[4]。盧梭在他的第二論文里以醒目的方式展示著他對古代和現代生活的雙重批判，在此，盧梭從根本上把握了現代性的特征所在：正是關于人的認識的變革導致現代性的誕生。這也正相契合“主體性”作為“現代性的基本概念”[5]所標示出的深層內涵。但是，盧梭關于人的知識的探究并不僅限于“人是誰”這樣的科學式的疑問，他更為關心的，乃是“人應當是誰”這樣的深具人文關懷的問題。而這就意味著，《論不平等》作為人類之進程的歷史展示僅是“一個可資參考的資料”[1]，更為重要的，乃是在此一資料之上對人類生活的重建：“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和科學，傾向于破壞的成分多，傾向于建設的成分少”[2]。言外之意，《愛彌兒》才是那最終的目的。所以，《愛彌兒》才是盧梭思想的根本展示。最后，盧梭在教育中呈現自己的根本思想意味著他對教育的獨特觀念：教育乃是“一切有益人類的事業(yè)中，首要的一件”[3]。教育關切的是人之為人，也即以人為目的的事業(yè)，而這也正是現代社會的根本謬誤：將人作為工具：“某一專業(yè)的一個精英學者很像工廠里這樣一個工人，他終其一生無非是做一個特定的螺絲釘或者手柄，隸屬于一種特定的工具或一臺機器”[4]。教育所展示的這樣一種對人的工具化的理解鑄就了當今現代的技術化的生活，一切都在異化為可以算計的物。正是遠眺到了這一點，盧梭才將文明社會的拯救寄希望于教育。這是一種遠不同于古代和現代的思想，蓋因為他為教育賦予了至高無上的地位。是教育，而不是政治或者科學，才是人類現代生活的救贖所在，這正是盧梭對問題重重的現代性的救治方案。所以，沿著對現代生活之追溯的指引，我們不得不將目光聚焦于聳立在現代性轉折之處的盧梭上。而盧梭的思想或明或暗地被全部容納在盧梭的教育論著《愛彌兒》里�！稅蹚泝骸凡坏沂玖爽F代生活的由來和問題所在，更重要的，它亦以一種值得深思的方式展示著人類生活應有的朝向。這也就是必得研究《愛彌兒》的根本原因。
二、研究目的和意義
本文的研究目的有兩個，也即，在通達盧梭根本思想的道路上：1、呈現作為教育著作的《愛彌兒》在盧梭著作(思想)中的集大成的位置;2、深究盧梭的教育哲學思想與現代性的關聯(lián)，梳理出盧梭不同于其他現代性思想家的現代性方案，展示盧梭作為“現代性思想家”而不是“反現代性思想家”的根本地位。
三、本文研究涉及的主要理論
一般地，對于西方思想家，其生平與思想并沒有太大的關聯(lián)。這當然不是以愚蠢的形式否定思想家的思想是在“生平”中得以孕育和展現的，而是說，在“知”、“行”分離的情況下，我們很難從生平中窺見思想家的真實思想，所以，對生平的研究實在不是件緊要的事。但是，盧梭是極其特殊的一位：“盧梭的作品與其人格個性的聯(lián)系實在太緊密了”[2]。原因一方面在于盧梭童年的經歷塑造了他的一生奉行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將此番“塑造”明確地彰顯在《懺悔錄》里。對盧梭生平的最好的介紹當然是他的自傳——《懺悔錄》，但是，很難有人能夠跳出自身來評判自己，這對滿是激情和堅定信仰的盧梭而言更是如此，所以我們需要來自他者的重新梳理和審視。薩利·肖爾茨[3]、雷蒙·特魯松[4]之類的著者顯然意圖做這樣的工作，但是，此類傳記大部分停留在對《懺悔錄》的簡要重述上，并未對其做更深入的反思和解讀。不過，對此，近來有兩個研究趨勢頗為值得關注。一是布蘭查德的《盧梭與反叛精神——一項心理學研究》。觀其書名，能夠很清晰地看到著者的意圖：“本書最好被描述為對盧梭和他的政治理論的心理分析”[5]。這樣一種研究傾向顯然建立在現代心理學的興起之上，換言之，這是一種現代人的口味。無人能夠否認心理學的價值，但是，心理學意圖通過科學的確定性來客觀地把握人腦的活動——思想，這實在遠遠超出了它的能力范圍，所以，當它最終得出“盧梭建構理想的政治體系時他所陷入的兩難境地的解決方法：個人偏見，個人口味，凌駕于公共利益之上的渴望，對于理智運行的感情損害”[6]這一結論時，一種更為廣闊的對思想的思想被“心理活動”所遺忘了。盧梭的生平乃是作為“思想”生平而不是一種童年心理創(chuàng)傷的成年反映。另一研究傾向乃是與政治哲學的現代復興相伴而生：《盧梭的榜樣人生——作為政治哲學的<懺悔錄>》。凱利看到了“盧梭修改了一些重大事件，以某種有意義的順序加以記載，精心描繪，以揭示這些事件的一般含義”[1]，但是，他將盧梭對其生平的展示解讀為“盧梭意圖樹立一個新的榜樣人生，可以保存文明的幸福而無傷政治利益”[2]，這實在有著過度解釋之嫌。因為在《懺悔錄》里，盧梭宣稱這是“一副完全依照本來面目和全部事實描繪出來的人像”[3]，這就是說，盧梭是在陳述自己的生平，他的榜樣或者理想人格，不在于他自身，而在于《愛彌兒》。盧梭對“重大事件”的揭示，在童年時是為了肅清他的思想的來源，在中老年時，則是為了清白名譽的申辯。綜上看來，盧梭的生平并未得到應有的如實的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