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不能過得輕松點兒

　　為什么要工作?人們會說，因為要生存。那如果生存不是問題，為什么還要工作呢?

　　去年到現在，時不時就會傳出有人辭職隱居去了。先是終南山，去年年底就曝出一個廣東的企業(yè)高管，放棄百萬年薪，隱居終南山。這個著名的隱居地，據說已經有數千隱士了。前段時間，網上又熱傳一個故事：一對上海夫婦，辭職在家，一年下來才花兩萬元——終于從“小隱隱于野”走向了“大隱隱于市”。都說工作是為了活得更好，但在他們看來，過簡樸悠閑的日子才叫活得更好。

　　這種事情放在很久以前，也許并不值得驚訝，而是常態(tài)。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在《石器時代經濟學》一書中，描繪的原始社會和我們慣常想象的不同，那并不是一個辛苦勞作僅能糊口的社會，而是一個“原初豐裕社會”。人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有的部落“在一整年里，用在獲取食物上的時間，平均下來每天不足兩小時”。因為狩獵采集如此之容易，他們很抗拒農業(yè)：“世界上有那么多芒果栗子，我們?yōu)槭裁催�要種地?”

　　原始社會的“豐裕”是因為他們需求很少，很容易就能得到滿足。反觀我們現在的時代，總是有太多人的需求得不到滿足。人活得幸福與否，擁有物質的多寡并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欲望能否得到滿足。有兩種解決方案，一種是拼命滿足自己越來越多的欲望，一種減少欲望降低滿足的難度。大多數人在前一條道上狂奔，極少數人停下來掉頭而去。

　　我們這個時代被稱為“消費社會”，有需求要滿足，沒有需求也要制造需求來滿足。想想看我們的手機換得有多勤，有多少新功能是我們所必需的?這只不過是宣傳廣告給消費者施加了巨大的心理壓力，迫使他們相信換個手機的必要性。世風如此，以至于格力董事長董明珠宣稱格力手機功能齊全，可以用三年不換反倒成了笑料。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說：“欲望借廣告來人工制造，借推銷術來發(fā)生催化作用，借勸導者的謹慎操縱以形成，表明這些欲望是并不很迫切的——饑餓的人從不需要人們告訴他需要食物。”

　　說到這里有販賣心靈雞湯的嫌疑。勸人清心寡欲做個隱士并不符合普遍人性，正如成功學鼓舞人們都去做億萬富翁也不現實一樣。作為談資，需要的是傳奇故事，但要指導生活，需要的是中間狀態(tài)：既不要太窮也不必太富，既不要太忙也不必太閑。問題在于，如今的中國人活得實在太累了。不必與石器時代的人對比，那太遙遠。就拿現代國家來說，澳大利亞一向以閑適懶散著稱，北歐國家，也大抵如此，美國很多小鎮(zhèn)的生活，在中國人看來簡直無聊透頂。即便南美、東南亞一些發(fā)展中國家，也不像我們一樣疲于奔命。

　　“中國人為什么活得累”是一個討論過無數次的話題。有人總結為：“太看重位子，總想著票子，倒騰著房子，放不下架子，撕不開面子，眷顧著孩子。”這只是表象，根本原因是內心欲望與實現能力之間的巨大反差。一頭是高高翹起的欲望，相比之下，南美、東南亞國家雖然經濟水平未必比中國更發(fā)達，但國民對物質的渴望遠不如中國人，不至于過于痛苦。一頭是低水平的實現能力，因為分配不公和保障體系的缺失，導致中國人既缺錢消費也不敢消費。

　　一種豐裕社會是石器時代的，還有一種豐裕社會是屬于現代的。正如加爾布雷斯在他那本著名的《豐裕社會》一書中所說的，當物質供給達到相對豐裕的時候，就需要考慮一下社會平衡之道了，也就是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平衡。市場經濟帶來私人商品的極大繁榮，相應地，公共服務也要跟上，諸如教育福利、失業(yè)救濟、養(yǎng)老保險等等。它最終帶來的是人的自由度大大拓展，這就包括了更多的閑暇：1850年工人的每周工時平均幾近70小時，一百年后，平均每周工時為40小時。既然人們對物質的需求不再那么急迫，當然可以多休息休息，活得輕松點兒。

　　中國也在慢慢開始跨入這個階段。去麗江、上終南山、隱居上海，無不在傳達這樣一個信號：我們不要那么忙忙碌碌而不知所終。當人們的觀念開始轉變的時候，同時就構成了對政府治理的挑戰(zhàn)：這不再是一個單純追求GDP的時代了，而應該以人的自由來看待發(fā)展。3月25日是中國實行雙休制整整20周年，新浪網發(fā)起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有85%的人支持四天工作制。四天工作制是否可行姑且不論，但至少說明追求更多的閑暇成了多數人的明顯意愿，那么，它為什么不可以成為這個社會的中心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