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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演講:懷著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時間:2022-11-06 19:40:08 演講稿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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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演講:懷著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導讀:離職演講也能動人?當然可以,比如這篇“離職演講:懷著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離職演講:懷著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浙江工商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徐斌的離職勵志演講稿

  2002年,我來到浙江工商大學。先在雜志社干著。兩年中,完成了從記者到學者的轉換,2004年人文學院成立,校領導動員我當院長。當時我做雜志社社長挺順手,又有時間搞研究,不想動。校領導說,你干嘛要看一輩子稿子,多一些人生經歷,感受一番中國高校主流的東西不好嗎?再說,上點課多看看坐在前排的女生,精神會一振呢。我只好笑著應了。干了一屆,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于是接著第二屆。實際上我在連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適合這個行政職位了,2009年初即向學校提出另請高明,也幫著聯(lián)系過接班的人選。

  為什么不適應?我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權力化日趨嚴重,尤其在本科教學評估中的作為,公然全體造假,已喪失了最起碼的大學精神。近年盛行的數(shù)字化考評、高校排名,讓各級像瘋了一樣抓項目、課題、報獎、報點、基地之類,上級考什么,下邊就干什么,行政權肆無忌憚地侵害教育權和學術權,攪得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如果有人問我,六年多來最大的體會是什么?我說,一是沒有精力認真考慮真正的教學和科研事宜,只是窮于應付上級下達的各項冠冕堂皇的所謂“創(chuàng)新強校”的指標;二是高校中違背常識的行為,甚至造假的勾當居然大行其道?梢哉f,這六年多里學校無數(shù)次開會、布置工作,沒一次真實地倡導大學精神、學術自由、堅持學者良心、敢于批評政府、擔待社會責任?陬^上雖講過幾次大學精神,但只是招牌,實處要大家去做的凈是如何討好政府、送禮攻關,爭項目、要課題。這是大學境界、大學氣度嗎?在文明國家這可是學界大忌,學者須與政府保持距離。我想到斯諾夫人90年代的一次來訪。中國政府看她生活比較艱難,欲以演講費等形式給點資助,亦算是對斯諾過去幫助中國革命的感謝。斯諾夫人謝絕了。她說:斯諾和我在世界上講的話,之所以有人相信,全因他們認定我們和政府沒有利益關系,所言所論皆出自我們的獨立觀察。如果我拿了錢,今后沒人再信我們的話了,連以前說的也都不信,F(xiàn)在中國大學的領導和學者存有這樣的觀念與意識嗎?不僅想方設法向政府討錢,要錢的時候甚至可以送禮行賄,不擇手段。這一切,都頂著個堂而皇之的名義:為了學校做大做強!功利高于一切,良心和是非一錢不值。這正常嗎?

  校內部門的領導們在一起的話題,說來說去老這么幾條:怎樣貫徹學校的考評指標,設計個方案逼下邊竭盡全力;強調本部門如何重要,希望領導格外關照;本部門的考評在學校里排了個第幾、什么檔次;如何通過搞關系、走門子達到了目的;大家相互之間多關照,你這次幫我,我下次幫你……古人講求勸人以德,此間流行的皆是勸人以“利”。我看清了,如今大學里就是丘八文化加農民文化,再添個所謂的“量化管理”,行事的根據只有一條“有奶便是娘”,說好聽點是謂“謀食不謀道”。權力在這一領域中為所欲為,這不僅在世界上,就是在中國的各個行業(yè)里,都算問題最大的。因此,近些年社會上對教育尤其是對高等教育的批評一浪高過一浪,可以說已失去人們的信任。

  今天上午聽學校一位老師說,網上評“十大缺德”行業(yè),教育“居首”。我聽后并不感到驚呀。最近我去東北講學,一路碰到各色人等,說起現(xiàn)今中國的教授、學者,普遍的反映都是不值得尊敬,水平不怎樣又不敢講真話,為了錢可以昧良心。最能說明教育危機的莫過于此種現(xiàn)象:現(xiàn)在的有錢有勢者,都想方設法將子女送到國外接受教育,包括教育部的領導和諸多大學校長的孩子,自己辦的教育自己瞧得上嗎?學者這副“權力附庸”、給點錢讓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德行,其實當官的打心眼里也瞧不起,不當你一回事兒。我親歷過一件事,2006年吧,搞過一次什么“保鮮”活動,當時一位省委副書記到中國美院檢查。有位老師正在創(chuàng)作,說搞不懂,不予理睬。該副書記大為光火,對美院的“保鮮”活動嚴厲批評,推遲驗收。我們學校傳達此事時,居然以本校得以順利通過而慶幸,對美院還有點幸災樂禍的味道。上世紀五十年代,彭真去協(xié)和醫(yī)院拜訪林巧稚,林正在給患者看病,表示不便見,彭真因此而更加敬重林巧稚。不要說跟民國時代的知識分子比氣質了,生活在五十年前的林巧稚,也足令我們汗顏,不自重,又何以能讓別人尊重。

  在這種體制中,我陷入一種無法自拔的矛盾。我無法象大部分所謂學者型領導那樣,一邊不痛不癢地批評體制,一邊又利用體制大撈好處。那些撈好處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無非利用手中資源,請掌握項目的官員、高級別刊物的主編、學界評委等來講學,變相用公款行賄。逢年過節(jié)再去孝敬送禮。然后就可以在為學校、學院作貢獻的名義下拿課題、發(fā)文章、得獎項,慢慢自己也就成了名家、評委。這些年我要干此類事處在非常有利的地位,相關的利益鏈也鋪到過我面前,但我不屑為之。我的道德底線不許可,這些既然是我批評的事情,就決不隨波逐流。

  中國最大的問題,也是很多知識分子的通病即說與做的分離,人格的兩面性,甚至到了不自覺的地步。慷慨激昂的體制弊端批判者,行為的目的不是改造體制,而是一轉身也參預其中去分一杯羹,連半點內疚也沒有。這不是鄉(xiāng)愿是什么?

  我選擇了批判的態(tài)度,行動上便不會另行一套。2006年本科教育評估,大家無不反感,但學校要求評估組進場時全體起立,長時間鼓掌。那天我是整個禮堂中惟一不起立、不鼓掌的。人為什么要這樣假、這樣賤?反感或反對,為什么不敢公開表達。2008年學校搞所謂“加速發(fā)展”的改革方案,小組討論時我發(fā)表了不同意見,蔣書記要我大會上講講,我便在大會上坦言:如今之大學是“謀食不謀道”。2009年底續(xù)簽增長20%的責任書時,我曾打算拒簽,因此而下臺也無所謂。為此找過蔣書記。蔣書記做工作說,你不簽,這件事就僵住了,反正年內要搞“三定”方案,到時會調整的。這樣我才勉強簽約。去年初學校開黨代會,小組討論有校領導參加,我本不想發(fā)言,大家一定要我講幾句,我便說,“一所大學設有黨委,還要開黨代會,這是人們習慣了的現(xiàn)實,但這是真正的大學之道嗎?世界上還存在此種體制的恐怕也只有朝鮮、古巴了吧。沒聽說世界上哪所一流大學是在黨委領導下成功的,也沒聽說哪個黨委辦出過世界公認的一流大學。中國大學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在于與世界大學接軌,若不行,哪怕學學民國時的北大和西南聯(lián)大也好,總在現(xiàn)行體制框架里折騰是沒有希望的,所謂“錢學森之問”即這個意思。我不想發(fā)言,就是對當下“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討論不感興趣。”黨代會后接著開教學工作會,吃飯時我坐在蔣書記邊上想說個事,看到一撥一撥的中層干部來祝賀蔣書記當選,言辭阿諛,全是官場文化。我說不出口,坐至終席不發(fā)一言。近些年里,無論省領導還是學校領導的報告,我極少參加,不是擺譜,實在是聽不下去那些假大空的言語,坐不住。我任職期間向學校的建言,都不在所謂搞指標的“強校”方面,粗想大約有這樣幾條:引進人才的政策要適當靈活、寬松,否則難以操作白費勁;認真履行低碳節(jié)能,消滅長明燈、跑冒滴漏;撤掉學校的駐京辦事處。對以上言行,有人說我敢直言、有見識,其實在我心里,只是遵循常識而已。目前中國高校所犯的毛病,多在常識以下。

  在對待體制的業(yè)績、考評等事情上,限于我個人的好辦,不當會事罷了。近年來我從不報獎、爭什么帶頭人、入什么人才工程、第幾層次啥啥的……每回報獎都有人勸我,包括學校領導、好友、同事,職能部門還表示愿意代為填表。我感謝他們,但依然故我,解釋的理由也簡單:一是本人的成果水平低,夠不著,白折騰;二是生性怕花時間填表,有功夫更愿意去打球或漫步西湖,感受點令人愉快的事。當然,我對報獎和獲獎的老師,也表示尊重。大學的老師們不需要同質化,有差別,價值多元是好事。

  但關系到部門工作和集體利益的事,就不能完全不在乎了。我的分寸是,按學校要求公事公辦,報學位點、學科、團隊、精品課等等,一板一眼地執(zhí)行,但重點在于提高水平、壯大實力、打好基礎,結果是自然而成的,而不是急功近利,靠攻關忽悠,跑省里、跑部里。在此類事情上,我從不行賄送禮,至多意思一點勞務費而已。也有人建議多送,說有的學院五倍、十倍于我們,我未接受。我的觀念是:即使得不到也不越此底線。對于通過送重禮達到目的者,我毫不羨慕,甚至可憐他們。我不會為此而焦慮、糾結的,也決不會為了得到并維系諸如此類的“業(yè)績”,綁架自己寶貴的生命。多個點什么的,真的就代表水平高了嗎?這是真學問?真科研嗎?在我眼中,不少各種名義的大項目,資金上千萬上億的,搞出些偽科學成果來,通過動用科研經費攻關,就能整個大獎來。這是在糟塌納稅人的血汗,還敗壞學風。

  我這樣的態(tài)度,本人身陷矛盾,學?赡芤灿锌捶。雖然我對學校領導是否滿意并不在意,但最終還是存在著讓我解不開的糾結,即這些考評指標與部門利益和群體利益的掛鉤與捆綁。如前幾年的學院考評劃分ABCD檔,近兩年的達標120%發(fā)足額獎,還有各種學科點、基地之類,皆撥下相應的經費等等。并且這都與每位老師個人的業(yè)績、職稱有關。我只能盡量跟上趟,無法做到如何出色,讓大家滿意。解決的辦法只有一條:我再次選擇退出,不和體制玩了。去年上半年蔣書記問我為何不愿續(xù)聘了?我說,現(xiàn)在高校教育的這套做法,無法得到我價值上和道義上的認同。

  對我的工作,學校如果不滿意,我完全理解,站在學校角度這樣看是正常的。但我不愿改變,最好的辦法是請來新院長。高老師這次在海內外招聘中脫穎而出,我很高興,總算可以擺脫矛盾處境,回歸原本的人生角色——臥龍崗上散淡的人。

  “人言我憒憒,后人當思此憒憒”,此話乃東晉名相王導的存世名言。憒憒是昏亂、糊涂之意。我非常佩服東晉那一代士人的氣度,身臨偏安一偶的危局,仍義無反顧地信奉玄學的“無為而治”,自覺遏制體制化儒家——禮教的回潮,以“務在清靜”的文化理念“力撐東南”。

  我當然是小人物,但也有根深蒂固的“無為而治”理念,也聽到一些徐老師不愛管事,只布置不督促、檢查,重討論不重落實等議論或批評意見。從事實上講,這些看法都沒錯,提出批評也是出于對工作的負責,我表示感謝。但老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還是尊奉“無為而治”。我的信念基于以下幾點:

  第一,從根本上講,教師皆成年人,并具備高等學歷,屬于社會上最熱愛學術和教學的群體,他們有足夠的能力自己管好自己。

  第二,我自學生時代研究玄學,飽受浸染,深信“無為而治”是自由知識分子永遠的價值追求,這也是當今體制下尤其需要提倡和發(fā)揚的內容。

  第三,目前高校管理體制問題多多,推行、布置的東西,美曰做強做大,加快改革,說白了都是些無聊的折騰,干的事皆違背常識。在教育體制行政化的背景下,“無為而治”是最有效的擋箭牌和解毒藥。如搞“精品課”,我也贊成,但首先要整明白什么叫“精品課”。精品課的標準只有一個:學生受益并形成口碑。不存在什么固定格式,F(xiàn)在的這套,千人一面:課件、作業(yè)、教材、網上互動等等,缺一不可,講的再精彩也沒用。照此標準,過去北大陳寅恪、劉文典的課亦算不上精品了。陳寅恪僅帶一布包,劉文典上來先把國民政府罵它半點鐘,這如何是好?教學講求的是多元化、多樣化,哪有倡導一付面孔的道理。

  搞科研把課題項目強化到如此程度,也違背科學精神:1、研究起點上就滲入功利因素。取經費、應考評、上職稱,嚴重的名利取向破壞了以求道為目的的單純之心;2、找材料蓋過讀書。讀書本是與智者交心,體玄悟道,有了心得自成文章。做課題則重在各取所需地淘資料,立論草率,學養(yǎng)無從積累;3、趕時間交任務,忽視質量。要求半年、一年完工,本不合科研章法。但作者只要能對付交差就好,垃圾多多;4、成果的通過、發(fā)表過程中人格受辱。高級別刊物大家都往上擠,于是水平差不多時看誰敢送又會送,做研究還要賠上人格;5、報賬做假。文科研究開銷有限,找發(fā)票報銷就成了少不了的節(jié)目。

  單純的科研經過這一系列的干擾與附加,古人所推崇的“因心而會道”的“為己之學”還有生存空間嗎?怕是多為“憑譽以顯揚”的“為人之學”了。研究已嚴重地工具化,淪為名利的敲門磚,還有多少人能從科研中獲得快樂和價值肯定。當然,可能尚有部分高手,有本事將項目與自己的精神需求較好地結合起來。然這已不是主流,主流是極大的干擾和傷害。我懷疑,在如此環(huán)境里,真正具備與古今賢哲溝通能力的學者能有幾人?為什么出不了大師?這還用問么!

  近兩年學校搞的“創(chuàng)新強校”,每年遞增20%,更屬胡鬧。有的學院指標分解到人;還有自己掏腰包來填充經費的;造假也出現(xiàn)了,把前、后年的成果計入當年,就為了拿到那點年終獎勵。

  再有多如牛毛的各色評比、排名,先進教師、科研標兵,優(yōu)秀黨員、團員、家庭,工會及民主黨派的積極分子,什么“一五一”還分幾個層次,這個獎、那個獎、這個級、那個級。這世風如此糟糕,整體文化水平如此低下的社會里,居然有這許多優(yōu)秀稱號,還值錢么?都是自己樹自己搞的廉價貨,除了干擾心境沒絲毫意義。每學期、每年還要把學院的老師排個名次,半斤八兩的要分出個一二三四來,有什么意思?這是幼兒園里戴小紅花的套路搬來了,把老師當小朋友對待。搞得學者一個個氣局狹隘,爭虛名圖小利,一到年關就半分半分地算賬,跟扛了一年長工似的。過去我們人文學者的精神世界中,多是蘇格拉底、黑格爾或孔子、李白的,現(xiàn)在一年到頭總在腦子里糾結的是:怎么完成或多掙考評分。

  對于這些學校的制度規(guī)定、無法回避的管理內容,我的態(tài)度只能是“無為而治”,由老師本人根據自己的情況對待、取舍,反正有關個人考核的政策、結果,學校都有事先規(guī)定,學院只是執(zhí)行而已?梢哉f,我在院長位置上有意識地抵擋體制污染,對許多事情在學院層面上作淡化和減法處理,不干強化和加法的事,目的是讓老師們少受干擾,躲過上述那些可笑乃至有點荒唐的瞎折騰。事實上,一些明顯的折騰亦長久不了,頂頂也就過去了。如“加速創(chuàng)新”,差不多無疾而終了吧。對我自由主義的理念,老師們認可,我欣慰;有老師不贊同,我亦含笑。這不過是管理觀念有所差異而已。民主的要義,不獨尊重多數(shù),同時也尊重少數(shù)乃至個人,我從不追求所謂的和諧一致。高校改革任重路遠,各種想法、做法都能共存,方為大學應有的文化生態(tài)。對我來說,這些年真正令我有成就感的,乃是學院部分年輕教師在考評體系之外自發(fā)組織的讀書小組,這才叫學人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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